到了《淮南子》，除了因承前此黄老诸说外，更把黄老转化自《老子》的崇功尚用的积极义淋漓尽致地推阐开来。
它承认“时”机对于决定事物成败的关键性，也认定时机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自然的，亦即《吕氏春秋·首时》所谓“天”。但它不朝消极无奈方面去陈述，而从用心观察、积极把握方面去叮嘱和提醒。它说，古来确实有许多“所行同而利害异”，造成穷达不均的案例（《人间训》）。太公、比干同德，太公封，比干剖（《缪称训》），关键当然在“时机”的遇合问题，可见“仕鄙在时不在行”（《齐俗训》）、“逆顺在时”（《人间训》）。但它更关切的是“功所与时成”（《诠言训》）的道理，深切感受到“事周于事则功成，务合于时则名立”（《齐俗训》）。“得在时，不在争；治在道，不在圣。”（《原道训》）成功不能专靠才性与智慧，时机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正因如此，才更需审慎地盯准时机，掌握时机，把精力用在该用的关键处，不虚耗不必要的精力，做无谓的争斗，方能精简省力以成事，这是智慧。要之，成功不专恃才干与努力，要在审时应变，把握时机。它更把“时机”的可贵与难能捉摸铺写得淋漓尽致，它说：
时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时之去，不可进而援也。[28]
时之反侧，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时不与人游。故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29]
时机稍纵即逝不等人，也极难掌握，必须密切关注，一毫不可轻忽。(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自《管子》《吕览》以来，源自商、韩法家的“法与时变”观点，《淮南子》也有所依承，不但在讨论政治的专章《主术训》中有正面表述，在《泛论训》《齐俗训》中都作了同样的阐述。《齐俗训》说：
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30]
法令是用来管理人事的，人事行为常因时空换转而有所改变，管理人事的“法”也需相应调整，才能适切有效，在因应时机时，“变”成为不可避免之事。“时”变，事当然需相应以变。“因”“时”“变”往往成为连续事件。《泛论训》说：“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知法治之所由生，则应时而变。”它们都是和法家一样，承认法令应该同步时空条件，机动调整，才能适切有效。对时机的重视与强调是黄老道家转化《老子》柔后之“道”为积极应世之“术”的新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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