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管子》四篇，虽不似商、申、韩之强势，到底也被归为尚实派的法家之作。法家讲时效，《管子》上承姜齐桓公、管仲霸业之遗风，下开田齐东帝与稷下大业，也重视对“时机”的掌握。在《心术下》《白心》乃至《牧民》《霸言》《宙合》中我们都可清楚看到对“时”的重视。《牧民》说：“知时者可以为长。”《宙合》说：
成功之术……必周于德，审于时，时德之遇，事之会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时德之节……圣人之动静开阖，诎信涅儒，取与之必因于时也。时则动，不时则静。[18]
成功的事业需要“时”“德”密切吻合。“德”是从事者本身的内在条件，“时”是外在客观的机宜，两种条件兼备齐全，事情就没有做不成的。因此，圣人的一切言行举止，悉皆因时而为，顺时而动。换言之，成功事业不仅有赖自我内在条件的齐备，外在客观的时机更是决定成败的关键。《霸言》说得更明白：
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知者善谋，不如当时，精时者日少而功多……违时易形，无不败者也。[19]
时机的关键远比智虑强得多，圣人做事只能顺时、因时，不能违时、逆时，懂得充分掌握时机，才能精简省力地奏功。不因顺时机、错失时机，只有走上衰败一途。将时机对事情成败的决定性，说得肯定而绝对。但所谓“辅时”“因时”“不违时”并不是全然被动地做时间的奴隶，随时间的波浪浮沉，而是因趁时机，乘风破浪，《心术下》说：
圣人之道……与时变而不化，应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20](www.xing528.com)
所谓“不移”“不化”，都充分说明了在因时顺势作为的过程中，其实仍不失自我积极清明的裁度。换言之，是“我”在观测、审度、驾驭时间，乘载时间以成事，不是时间在凌驾“我”，差役“我”。静与做的主权仍操之在“我”，《白心》说：
圣人之治也……不可常居也，不可废舍也，随变断事也，知时以为度。[21]
可见黄老所谓“因”，所谓“应而不设”，被动而不主动，并不是消极偷惰，放逸闲散，而是严密关切、相时机变、灵动回应。这些都把黄老积极化《老子》雌后哲学的真谛清楚地凸显出来，《山至数》因此说：“王者乘时。”
其实在先秦，慎到也尚“因”，在后世所辑佚的《慎子》文献中，知其有《因循》篇。《四库提要》归其为道家转入法家的桥梁，因为它依循道家排除主观、弃己去智的思想精神，彻底地尊重外在客观事物；《庄子·天下》说它无我无主，全然被动，“缘不得已”，“椎拍輐断，与物宛转”。全然因循外物的结果，“块不失道”，认定土块、石块之道都远比吾心之道客观。过度重外遗内，主体弃尽，其“因循”终究变成“若飘风之还”，一任外物，不知所止；其所追寻之道，亦因此而被讥为“死人之道”，而非“生人之道”。其关键就在能“因”而不知“时变”，故无由做妥适之裁量与机动的调适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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