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哲学原本尚雌柔、戒刚强，力忌与物抵牾，第四章说：“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告诫人们去除锐角，与物逶迤，和周遭事物、条件取得协调，同步无迕，以避免矛盾、冲突，减少无谓的耗损，方能平顺开展，久视长生。
因承《老子》的雌柔思维和与物逶迤的教诰，马王堆黄老帛书《十大经》也尚雌节而戒雄节。《十大经》有《雌雄节》专章阐述雌吉雄凶的道理，但《十大经·顺道》同时说：之所以“守弱节而坚之”，是为了“胥雄节之穷而因之”。守柔、守弱、守雌是为了待得一个可以顺势开展的契机。《十大经·兵容》说：
参□□□□□□□□□之，天地刑（形）之，圣人因而成之。圣人之功……因时秉□，□必有成功。圣人不达刑，不襦传，因天时，与之皆断。[2]
马王堆《经法》等四篇是战国以来的黄老思想在治国、治世方面的理论呈现。它积极正面而崇“功”，道法结合的理论倾向非常明显。《十大经》三次提及“圣人”的事功，都说要“因”，尤其是“因时”，才能成功。
继黄老帛书之后，《管子》四篇也以“因”为君术的核心纲领。《心术上》说“道贵因”，何谓“因”？《心术上》既简明扼要又入里地说：
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感而后应，非所设也；缘理而动，非所取也。[3]
因也者，无益无损也。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4]
其应也，非所设也；其动也，非所取也。[5](www.xing528.com)
“因”是完全排除一己之主观，完全依“物”、缘“理”，尊重并依顺事物本然质性去处理，被动不主动，审慎不毛躁，客观不预设、不专断、不偏执，纯就事物之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既虚心客观，又尊重本然。这样观测事物会比较正确而精准，处理起来为较省力、适切而有效。
作为统御纲领秘籍的《管子》四篇，将这种“因”的哲学有机地结合《老子》的“虚静”思维，完成了渊默高深君术的建构。《心术上》说：
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6]
惠人之言，不义不顾。不出于口，不见于色，四海之人，又庸知其则。[7]
不顾，言因也。因也者，非吾所顾，故无顾也。不出于口，不见于色，言无形也。四海之人，庸知其则，言深囿也。[8]
“惪人”就是“有道之君”，指政治上的领导高人，不应轻易号令发言，心意不轻形于色，令人觉其深沉，却无由揣测其真意。其所以不轻易发言，不绽露形色，是因为面对事物时，心中没有先定的是非判断，也没有拘执顾虑之念，完全放空心去面对所要管理的事物，因此说“不顾”就是“因”，是看事办事，就事论事，非心中先有念虑坚执。这样才能因物应物，因事应事，无限可能，因此说“深囿”。这就是司马谈所说的“虚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纲”，目的是通过处理者的沉稳淡定，静心耐性，让所要处理的人、事、物能充分展现其全貌，处理起来才能彻底完整而有效，不致瞎子摸象。这是黄老外王治事之术的总纲。这种“因”而无设的君纲，最后所推衍出来的，就是因任授官，循名责实，绝对客观公道的“刑名”术。以后到了法家申、韩的“术”论中，这些“静因”的君纲，更往权谋方向转化，成为了法家督奸之术中最阴鸷厉害的招数——人君必须高度隐藏自己的一切言语、形色、情绪、好恶、举止，让臣下无由捉摸，造成一种神秘莫测的情境与效果，他则由暗窥明，让一切奸欺无缝可插针，才能保全至高无上的统御尊威，这是法家的无为“因（阴）”术，黄老“因”术却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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