驺衍是阴阳五行之学的倡大发扬者，其著述多与之有关。《史纪·封禅书》有谓：“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集解》引如淳曰：“今其书有《五德终始》。”《文选》卷六左太冲《魏都赋》李善注引《七略》亦曰：“邹子有《终始五德》。”是驺衍著书称《终始五德》。按“终始五德”即阴阳五德，阴阳五德即阴阳五行。关于终始即阴阳，其义保存于《鬼谷子·捭阖》中，其文曰：“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故言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诸言法阳之类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诸言法阴之类者皆曰终，言恶以终为谋。”这段文字把阴阳、终始两个概念间意义上的包容相通，论述得十分详尽，也为我们理解驺衍学说中的终始概念，保存了一则重要史料，只是前人多未注意及此。《史记·封禅书》又谓：“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按“主运”乃驺衍所作书名，见《史记·孟荀列传》及《索隐》引刘向《别录》。笔者考证“主运”乃“五运”之讹[2]，那么，“阴阳主（五）运”犹言阴阳五行。是则终始五德及阴阳五运皆为阴阳五行的不同表述方式，既为驺衍的著述之称，亦为标举驺衍学旨的重要概念。借此则驺衍与阴阳五行之说的关系益明。《史记·历书》亦谓驺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按“消息”犹言阴阳。《史记·历书》谓黄帝：“起消息。”《正义》引皇侃曰：“乾者阳生为息，坤者阴死为消也。”泷川资言《考证》亦曰：“消息以阴阳言。”那么，“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亦谓驺衍兼阴阳说及五行说而融贯之。驺衍学说核心为五行相克式的历史循环论，与之相关，其为阴阳五行之学的内容大要有二，一为天人感应，二为怪迂变化。《史记·孟荀列传》述驺衍学说内容有谓：“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五德终始，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所谓“禨祥”“符应”，皆乃因天人感应所生之祥异朕兆。考《吕氏春秋·应同》：“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学者多认为，此所述乃驺衍五德终始说大略，甚是。按其说，当某德将胜，天先以某种祥瑞示人，其祥瑞形式则按五行之气各从所宜。此与《史记》所言“禨祥度制”及“符应若兹”相合。因而可见天人感应乃其五德终始说之思想根基。其次，《史记·孟荀列传》谓驺衍作“怪迂之变”，《封禅书》谓燕齐方士传驺衍之术而不能通，“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盐铁论·论儒》谓驺衍：“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邹子作变化之术。”《论邹》谓驺衍“作怪误”。归纳以上记载，即谓驺衍有怪迂变化思想。驺衍主张变化之道，因而他盛倡在政治上当因时变化而反对守一不变，如《汉书·严安传》引邹子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但所谓怪迂变化，与此有异。一方面当如《史记·孟荀列传》所谓“其语闳大不经”“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即因其说怪诞宏侈，有耸动世主时君的效应。如其大九州岛说超出世人的知识想象，必被指为怪迂。另一方面所谓怪迂变化，应指驺衍具有可能下启汉儒天变灾异说那样的思想倾向，而此皆可由其天人感应说引申而出，如上所言“禨祥度制”“符应若兹”“天必先见祥乎下民”等皆可为证。汉儒认为天变灾异是阴阳错行、五行紊乱所致，《汉书·五行志》载有大量此类例证，如谓：“若乃贪欲恣睢，务立威胜，不重民命，则金失其性。盖工冶铸金铁，金铁冰滞涸坚，不成者众，及为变怪，是为金不从革。”又谓：“《史记》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为丈夫，京房《易传》曰：‘女子化为丈夫，兹谓阴昌，贱人为王；丈夫化为女子，兹谓阴胜，厥咎亡。”此二例所言“变怪”与“化”，皆由阴阳失常、五行失性所致。若此类阴阳五行“变怪”之例，《五行志》中多是。在驺衍的阴阳五行思想中，必包含此类与汉儒灾异说相通的怪迂变化之论，只是记载有缺，已难详考。在《荀子·天论》中有一段文字曰：“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又曰：“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袄，可怪也。”按驺衍与荀子俱到过稷下，两人活动年世相近，很可能互相有所闻。而且荀子三为稷下祭酒，使之成为集各家大成的稷下学者，因而对驺衍学说应该有所接触、了解。再审视《天论》这段文字，与阴阳怪迂变化之说颇为相近，不能排除其与驺衍的联系，即使与《汉书·五行志》相较，亦复相类。此外，考驺衍思想当受到《周易》的影响颇深，如《周易》讲阴阳变化，驺衍怪迂变化之术或许由之引申而出，而且从相关记载中也可见到这种迹象。《史记·孟荀列传》谓驺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所谓“阴阳消息”乃《周易》主旨。阴阳为《周易》根本固不必说，至于消息，如《剥·彖》：“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丰·彖》：“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汉儒深知阴阳消息之旨为易理根本所寄，于是有十二消息卦之说。又“终始”，前文已指出其与“阴阳”在概念意义间的包容相通，《易传》中亦屡见之，如《乾·彖》：“大明终始。”《蛊彖》：“终则有始，天行也。”《说卦》：“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系辞》：“《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综上各条，可断言“终始”乃《周易》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概念。从思想性质上看，终始概念既是对阴阳家四时循环理论的概括，也符合《易传》阴阳相生的循环变化观念。终始可视为驺衍作为阴阳家而与《周易》相联系的概念纽带。所以从上引《史记·孟荀列传》所言“深观阴阳消息”诸语可以推断，驺衍必谙熟《周易》，因而其思想受《周易》影响必然无疑。驺衍与《周易》的关系如此，加之他又是阴阳五行说的倡大者，所以汉代阴阳家《易》说的传承[3]，至少可以上溯至驺衍。
这里要附带讨论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会在《鬼谷子》中保存如前所言与驺衍有关的阴阳终始学说？这里提出一个假设，即《鬼谷子》与驺衍相同，都与《周易》之间具有某种思想联系。《鬼谷子》首篇乃《捭阖》，相当于全书之大纲总论，其宗旨集中论述阴阳开合，而阴阳开合是其阐发言说之术的理论根据。如其中有曰：“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必豫审其变化。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虑、智谋，此皆由门户出入。故关之以捭阖，制之以出入……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随而入，阳还终阴，阴极反阳……阴阳相求，由捭阖也。此天地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鬼谷子》是纵横家，纵横之学的根本是研究如何进说人主的游说之术。上面的引述表明，其游说之术是以阴阳开合之道为根本。抽绎《捭阖》通篇所言，不外乎反复推阐发明如何在游说之术中运用、贯彻阴阳开合之道的秘诀要领。其要义即“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此天地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那么，阴阳开合之道由何而出？曰：《周易》。首先，《鬼谷子》作者熟悉《周易》，如阴阳、终始这类《易传》中的重要概念在《捭阖》中反复出现。《中经》篇又有曰：“见形为容，象体为貌者，谓爻之生也。”此可与《易·系辞》中的下述文字相勘证：“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因而《鬼谷子》作者对《易传》是熟悉的。其次，《易传》中的一些内容对《鬼谷子》纵横家的游说之术不无启发意义。如《系辞》：“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辞……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动者存乎辞。”是《易》道多端而“以言者尚其辞”为其要义之一，而且吉凶变化之决全在乎“辞”，鼓天下之动也“存乎辞”。总之，“以言者尚其辞”必对《鬼谷子》纵横家的游说之术有所启发。《系辞》又有曰：“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历来皆以“侯之”二字为衍文。此乃言《易》道之功效，亦可移用于概括《鬼谷子》游说之术。所谓“能说诸心，能研诸虑”，即谓言说之术重在揣度心理，推运谋虑，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政治影响。所谓“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可与《论语》“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相较，即谓言说之术关乎天下吉凶安危大业，其作用亦当如《捭阖》所言：“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必豫审其变化。”[4]最重要的一点是，阴阳开合之道在《易传》中可得其根据，《系辞》曰：“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又曰：“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试以此与前引《捭阖》论述阴阳开合的一大段文字相比，二者的联系一目了然。关于《鬼谷子》阴阳捭阖之术出于《周易》，前人曾予指出，如宋高似孙《子略》卷三曰：“《鬼谷子》书，其智谋，其数术，其变谲，其辞谈，盖出于战国诸人之表。夫一辟一阖，《易》之神也；一翕一张，老氏之几也。”即谓《鬼谷子》说术谋略乃糅合《周易》《老子》而成。察《鬼谷子》阴阳捭阖之术从《周易》接受的这种影响，或者是从驺衍受到的启发，因而连同驺衍的阴阳终始之说一并纳入自己的书中[5]，因而在《捭阖》中出现前引“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那一大段论说阴阳终始的文字。这虽然仅仅是一种推测，但《周易》对驺衍与《鬼谷子》二者的思想影响似不容轻否。总之，上面的论述同时提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周易》的阴阳变化之论在战国秦汉之际具有相当影响，这不仅在驺衍思想中有所反映，而且汉儒又上继驺衍演畅其绪。再若参考前文所论，汉人阴阳五行、天变灾异之学也应受到驺衍的启发、影响。此可再举一例，即阴阳终始本为驺衍学说中的代表概念，但又见于西汉阴阳五行说大成的《汉书·五行志》，《五行志上》曰：“十二月咸得其气，则阴阳调而终始成。”这是汉儒接受驺衍之学的语言思想痕迹。最后如笔者已指出者，《周易》的思想体系虽以阴阳概念为本，但其中已可见五行因素的若干影子，至驺衍的阴阳五行体系中，《周易》阴阳与《洪范》五行的关联已成既定事实，且已融为一体。汉儒沿其绪继续发展，于是依托《周易》《洪范》《春秋》等经典，构造其阴阳五行、天人之学的体系。而且相关证据进一步表明，阴阳五行说在驺衍那里已颇成体系。《周官·夏官·司爟》郑注引《邹子[6]》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楸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此乃说明四时改“火”之制，但是以四时配五行的体系。此《邹子》当即《汉书·五行志》所著录的阴阳家《邹子四十九篇》。后来何晏《论语集解》中马融所引《周书·月令》，与上引《邹子》全同。有学者据此推测，《周书·月令》可能与《礼记·月令》有关，《月令》当为驺衍所作。[7]《月令》究竟是否为驺衍所作，尚待研究[8]，但《周官》注所引《邹子》确为典型的阴阳五行说，与《礼记·月令》是一个系统无疑。(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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