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天人灾异之学-汉儒借《周易》等阐发天人关系

汉代盛行天人之学，其学专讲天人感应，灾异变化。阴阳五行说乃其学的思想理论根基。或者说，其学专以阴阳五行说解释天变灾异现象，推论人事祸福。其学以《周易》《书·洪范》《春秋》为经典根据。其中《周易》以阴阳观念为本，天人感应乃其筮占原理所托，《系辞》曰：“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朱子《周易本义》曰：“此四者，圣人作《易》之所由也。”所以，天人感应实为《周易》筮占原理的基本依据，而筮占也正是借助天人感应交通的信念而取得世人相信的。此外，阴阳家法天而动、顺天而行，其思想理念根据也是天人感应。如《管子·五行》：“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这是以天人合和论表现出的天人感应说。《管子·四时》：“故天曰信明，地曰信圣，四时曰正。其王信明圣，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圣也？曰：慎使能而善听信之。使能之谓明，听信之谓圣。信明圣者，皆受天赏，使不能为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祸。”这段论述首先肯定天人相通之旨，即谓君臣道德规范与四时属性相应，其次又特别提出国君行为与天地感应相通，即谓国君若效法天地明圣之性而动，则应选择能臣而任用之，如此可受天赏，否则要受天罚。这是在天人感应说指导下的社会政治信念。战国时代的各种月令书都主张顺四时发政，其宗旨都在顺天地四时而动可得阴阳和美、政治休明之祥，亦即天人感应说在自然与社会体系中的综合贯彻。总之，汉代天人感应说一方面源自《周易》，另一方面则主要承自阴阳家思想，由于此二者本来相通，从而也更加强化天人感应说在汉代的影响势力。《洪范》九畴首言五行，其“敬用五事”与“验用庶征”因经师比附，也成为灾异祸福、天人感应说的经典根据，汉代阴阳五行学中称为《洪范》五行咎征。《洪范》所载“五事”为貌、言、视、听、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是五事与人的五种德行表现相关，它们作为德行修养以人的言行举止为表征。“庶征”指雨、旸、燠、寒、风五者。庶征又分为“休征”与“咎征”。其中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又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所谓休征，指受到肃、乂、哲、谋、圣五种美德的感应，表现为雨、旸、燠、寒、风五种正常自然气候，可带来休祥。相反所谓咎征，指受到狂、僭、豫、急、蒙五种恶行的感应，雨、旸、燠、寒、风五种自然气候将反常为害，会带来祸咎。汉儒就是如此理解五事与庶征，并且把二者与五行相联系。汉儒讲天变灾异，因而又偏重在庶征中的咎征，一般称之为《洪范》五行咎征。《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就是如此引申发挥五行说的。可以看出，以五行咎征说天变灾异，最终还是落实到天人感应说的基础上，即人的言行道德表现与天地自然变化之间具有感应交通的功能。《春秋》中记载了很多自然灾异现象，如星陨、雨螽、地震、山崩、昼晦、彗星现、鸟退飞、夏大雨水、冬大雨雪等。其实对自然灾异的关注由来已久，如在《史记》中记载殷周以来已有，《殷本记》：“帝太戊立伊陟为相，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又：“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这两则记载中的自然灾异都与人事相关，因而当灾异出现时，作为明智之举应采取措施，调整人事，如“修政行德”等，以求消释化解灾异。此外，至少在春秋之前，已有人用阴阳理论对自然灾异予以解释，如《国语·周语》载西周三川震，伯阳父说以阴阳失序。《左传》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六鹢退飞，周内史叔兴说“是阴阳之事”。但上文所言《春秋》所记诸多灾异，更多的却无人解释。《史记·天官书》曰：“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所以汉人以阴阳五行推说天变灾异在某种意义上就相当于探究孔子的微言大义。《汉书·董仲舒传》：“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按此指出，《春秋》所讥恶者乃灾异所施加者，而灾异的产生乃国家失政所致，因而究明灾异可通天人感应之秘。汉人还认为，“《春秋》灾异以指象为言语”（《汉书·五行志》），即谓《春秋》所载灾异乃上帝以天象作为语言警示下民。《汉书·五行志》在对某件灾异解释之后，往往缀以“天戒若曰”。如《五行志上》解释《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廪灾”后附：“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庙。”此“天戒若曰”皆释者据天象所示而翻译代宣的上帝警示之言，其性质颇类周代策命金文史官以“王若曰”代宣王命的意义。^[1]总之，为推见上帝的意志，灾异现象是必须研究的。这些都说明，汉人乃以天人关系为中心阐发《春秋》灾异现象。汉儒盛倡阴阳五行天人之学，《春秋》之外，还以《周易》《洪范》为经典根据，这在汉代记载中已经指明。如《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曰：“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推阴阳言灾异者……假设经谊，依托象类。”《律历志上》曰：“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五行志》曰：“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据《五行志》所言，汉儒上承文王、孔子以来之说，以《周易》《洪范》《春秋》为依据宣倡其阴阳五行天人之学，其中要以董仲舒、刘向、刘歆为代表。三人各治《春秋》学，虽所宗有《公羊》《谷梁》《左传》之异，但同以结合《洪范》五行推说《春秋》灾异为宗旨。因为《春秋》灾异乃天人之学的核心，只有以《春秋》所载灾异为凭借，才可以究明孔子天道性命之说，从而认识天人相与之际的奥秘。察史官记载灾变，原本具有警示人君的实践参考意义，即人君应据天变所示，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改正过失，祈福消灾。《汉书·五行志下》：“凡日所躔而有变，则分野之国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共御厥罚，则灾消而福至；不能，则灾息而祸生。故经书灾而不论其故，盖吉凶亡常，随行而成祸福也。”此说可用于解释《春秋》“纪异而说不书”的现象。因此人君只需据天变所示作为自己行为的实践指导即可，不必再从理论上探赜索隐，深究其故。但汉儒则不然，他们专门研究《春秋》所载灾异变怪，逐一推其祸福应验，由此发展成为专门的天人之学，使儒学与阴阳五行之学结合而被巫术化、方士化，从而表现出汉代儒学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具体说，汉儒认为，天地自然与社会人事之间以阴阳五行之气为媒介而具有相互感应的关系，即如果社会人事失当，会使阴阳五行之气的运行发生错谬，从而导致天地自然中灾异现象的产生。所以，天人感应乃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错谬乖乱而化生灾异现象表现出来。如《汉书·董仲舒传》载论妖孽灾异之起有谓：“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叛，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即谓衰世失德使邪气怨恶积郁，君臣上下失和，于是导致阴阳错谬而产生妖孽灾异。所以，汉代天人之学为推说《春秋》灾异，必须援引《周易》阴阳及《洪范》五行为比附说解依据，但最终还要归结到天人感应这一根本点上。后来班固作《汉书·五行志》，综合董仲舒、刘向及其他五行大家之说于一炉，借此可窥见其说体旨大要。其说以《洪范》五行咎征为纲，《春秋》灾异为目（又附以汉代灾异），间引《周易》《京房易传》为说，比附天人，推说祯祥祸福，敷衍阴阳五行之义。《五行志》实集西汉阴阳五行说之大成。考汉儒据《周易》《洪范》《春秋》讲阴阳五行之学，具有渊源，即其学可上溯至战国末期之驺衍。但驺衍与汉儒阴阳五行说之间的关系，颇多待发之覆，人所罕及。下试论之，以期抉发阐示其学在汉儒中间的具体影响。(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