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对官学的传承与革新：齐文化与稷下学论丛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田齐政权创设的官办大学堂，追根溯源，这应是对夏、商、周以来官学制度的传承，但又是在社会制度剧变、原有官学制度崩溃之后的革新与重生。

中国教育史上，官学的设置很早。在有关文献记载和传说中，史前的五帝时期就有了学校的设置。大量的文献记载证明，夏、商、周三代的官学是发达的，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大学”之称，出现也很早。郑玄注《礼记·文王世子》引董仲舒的话说：“五帝名大学曰成均。”而至迟到商代，就有“大学”的设置与冠名了。《礼记·明堂位》就有“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且在甲骨文中发现了“大学”的名称及在其中致神事福活动的描述^[7]；结合《礼记·王制》中记载“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来看，商代的所谓大学，实际是培养贵族子弟习礼、习射及道德教育之所，也是敬老养老、敬神祈福之场。西周时期，官学制度继承商制，但较殷商时期更加完备，体系更全，有天子、诸侯所设之分，天子所设大学已有东、西、南、北、中五学或四学之设，科目也更多。《大戴礼记·保傅》记载说：“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端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达其不及，则德智长而理道得矣！”可见，大学既是天子自学，也是承师问道之所、是培养高端人才和上层统治者的地方。

综合夏、商、周三代的教育情况，我们可以进行如下的概括：其一，三代时期的教育主要是官学，由官府举办，政教合一，教学目的是为统治者服务，招生培养对象都是面向贵族的。其二，至迟到商、周时期，已有大学、小学之分，科目既全，要求也高。但主要是培养上层统治者，甚至主要是天子、诸侯的学习问道之所。其三，大学的功能是多元的。既是教学之地，又是政治、宗教活动及习武训练之场，还是养老敬老、传承道德、讲习人生经验的场所。功能多具，还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大学。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打破‘学在官府’，知识下移，私学兴起，官学不昌。战国之世，七大国争雄，虽然人才争夺空前高涨，但风云变幻，战争频仍，并没有哪一国像齐国这样兴学招揽人才的。诚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载：‘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故稷下煽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8]文献记载兰陵之地兴起了良好的文气风俗，但并没有兴办国学的事迹。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在春秋战国五百余年间，并没有哪一个诸侯国曾像齐国一样如此大力兴办大学，稷下学宫的设置本身，就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创举。

将稷下学宫与商周时期的官办大学相联系、相比较，会发现其对历史上的“大学”制度是有传承和发展的。其一，稷下冠名为“学宫”，是对商周时期大学名称的沿用。根据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所收西周“静簋”铭文中“丁卯，王令静司射，学宫小子眔服”^[9]的话，可见，西周时期，即称学校为“学宫”。其二，商周时期大学是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也就是说，为师者即官，大学中的教师大多也是国之重臣。如《大戴礼记·保傅》所载，周成王年幼时的老师即开国之三重臣：“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稷下学宫继承了历史传统，实行政教结合，不仅设立学宫是因政治的需要，而且，史书徐斡《中论》有载：“齐桓公（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说明在学宫成立之始即实行官师结合。三是，在稷下学宫的创设上，也继承了大学以教为主，多元兼具的社会功能。这些使稷下学宫在社会性质上既传承历史又适应现实，大大增强了其深厚的历史蕴含。(www.xing528.com)

然而，稷下学宫绝不是历史上官学的复归，而是在传承中创新，在变革中重生，使国办大学真正具有了国家意义。这种革命性革新最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官、私学结合，使官学走出官府，成为社会之大学。历史上的官学，实为宫廷、官府内设之学，所谓“学在官府”，没有走出贵族府第的范围，以官为师，以官之子弟为生。而所谓大学，也主要是以师生的年资、政治身份的高低等来区分，并非后来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孔子创办私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将学校办到了社会，使知识走向了下层。而稷下学宫以国家之力创办官学，则颠覆了官学办在官府，只为官府服务的性质，吸收、传承了私学的本质属性，面向整个社会，聘请各国学者来稷下学宫从教，招收各国学生来此学习，真正将稷下学宫办成了包括全体国民在内的国家意义上的国办大学，这在体制上，开启了后世国家办大学的先河。

2.变“政教合一”为政教结合，从更高层次上提升了大学为国家政治服务的内涵。历史上的官学，是以官为师，官师不分，以培养贵族子弟来实现政教合一。稷下学宫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为齐国政治服务为目的，这主要表现为：其一，以学宫为平台，吸引天下英才齐集大学，使之成为齐国统治者最倚重的治国智库和政治参议院。其二，以任教学宫的著名学者为高官，奉之以厚禄，来实现官师结合；同时，又让学者不必处理与官职相应的具体政务，所谓“不治而议论”，这就为学者参政、议政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和方便的条件，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了政教的结合。其三，以尊重知识分子，尊重办学规律，不干涉学宫管理事务为前提，在让学者独立管理学宫中实现教育与政治服务的结合。这种由政教合一，到政教貌似“分离”的蜕变，就以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政治生态环境，将知识分子的为政治服务提升到一个新的境地，稷下先生在向齐统治者进谏、出使、解困等活动中所表现出的不计个人得失、奋不顾身的超凡境界就与这种措施有关。

3.稷下学宫学术的交流、争鸣，思想文化的发展、创新，哲学大师的不断涌现和成长，使其真正具有了后世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本质属性。这不仅是夏、商时代的大学所未曾有过的，也是同时代的官、私学，乃至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中的官学所不具备的景象。正是教育与学术的紧密结合，教育、学术与为现实服务的紧密结合，提升了人才培养的层次和质量，使大学教育在国家政体、社会发展乃至人的成长中具有了至高的地位。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对大学教育所应具有属性的不可或缺性，认识得越来越清晰和坚定，而这，在两千年前的稷下学宫就已实现并获得巨大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