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较多地查看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专著与论文，所涉稷下学宫者很少，甚至有的教育史著作未曾提及稷下学宫[4]。近三十年来稷下学宫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大家逐渐关注到稷下学宫对教育史的贡献，但是，即使在对战国时代教育的研究中，关于稷下学宫的研究、探讨仍然是薄弱的，是与其地位不相称的。
看来，要探讨稷下学宫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首先要深入探讨稷下学宫的教育功能。即对学宫社会历史功能主体的认定是大学堂，还是研究院或政治参议院？如果是大学堂，那么它与早于稷下一百余年孔子兴办私学的伟大创举相比，有什么意义和贡献？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笔者认为，稷下学宫就其主体社会功能看，与后世对其称为“学宫”的认识是一致的，即主要为教育性质的机构，它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高等教育大学堂；是在战国时代礼贤下士的文化背景下，将养士之风导向官办大学的伟大教育创举。从中国教育史的发展角度看，它传承、革新了传统的官学教育，与孔子创办私学一样，都是空前伟大的创举。而它与孔子私学相比较，既传承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精神、方法甚至制度、规则，又在诸多方面实现了创新和超越。稷下学宫被建设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大学，并与学术研究创新和为政治现实服务紧密结合，成为后世大学最早的雏形。(www.xing528.com)
应当承认，田齐统治者创办稷下学宫的目的，并不是大办教育，甚至也并不是为了推动学术发展。其意图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的，是要“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它是政治的需要。但稷下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社会效能，使它实际上成为一座以教育功能为主体，将培养人才、学术研究争鸣、为现实政治服务融为一体的名副其实的大学堂。说其是以教育功能为主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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