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67]，《孙子兵法》始终认为战争行为关系着国家兴衰、民众存亡，绝非单纯的军事事件，而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因此负责战争指挥的军事将领也就相应承担着重大的政治责任，“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为“将”者在战争中所肩负的这种军事与政治的双重责任，使其对国家政治能够产生深刻影响，“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也正因此，《孙子兵法》提出：“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认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要求军事将领在战争中应该“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上”，确保“安国全军”。[68]《孙子兵法》还反对战争的持久拖延，明确主张：“兵贵胜，不贵久”[69]，认为“久暴师则国用不足”，要求为“将”者充分发挥军事才能，争取速胜，减轻战争对国民经济的消极影响。《孙膑兵法》对兵、政关系也有着深刻思考，认为战争影响着“安国之道”，因而“强兵之急者”，在“富国”而非其它。[70]换言之，只有国家经济稳定发展，取得民众的积极支持，战争的进行和获胜才能得到保障。与二者相比，《淮南子》对军事政治的兵学思考更为深入丰富。“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捴，而天下响应，此用兵之上也”，《淮南子》秉持“兵之胜败，本在于政”的根本理念，明确指出：“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71]，强调战争胜负的关键实际上在“内政治也”[72]，如果统治者能够“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慕其德”，那便能达到“制胜于未战而诸侯服其威”[73]的政治目的。
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认为“主贤将忠，国富兵强”是进行战争的优势条件，而“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于主”的“上将”“良将”，则能让战争向着有利于国家民众的方向发展，获得“五谷丰昌，风雨时节，战胜于外，福生于内”[74]的积极结果。(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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