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淮南子》战争观有怎样的历史价值，那毫无疑问，“民本”思想及精神最能体现出这种价值。《淮南子》对秦汉之际的战争现实有着切肤之痛，特别是对“无义之君”为满足一己之私欲而穷兵黩武的政治行为由衷憎恶，认为这些统治者都是“残贼”之人，只能对民众的生存与发展起到消极作用，正所谓：“澹一人之欲，祸莫深焉”[71]，而秦王朝的暴政就是明例。因此，《淮南子》对战争有着本能上的警惕，异常重视战争所具有的内在的正义性。在其看来，只有那些真正起到“禁暴讨乱”作用的战争才称得上是“义兵”，才能赢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基于这种“民本”的政治立场，《淮南子》在秦汉时代条件下，对战争与专制君主政治之关系进行了极为深入的理论反思，提出了一些极具历史启示价值的思想认识，试图从中找到一种较为理想的战争理论，为西汉王朝的建立提供坚实的合理性证明，促使其坚持正义性的战争理念，实现和维护王朝的长治久安。
将“民为邦本”的政治理念转换为“民为兵本”，突显出战争正义观对于专制君主政治的极端重要性，这是《淮南子》战争观所体现出的重要的历史启示之一。
《淮南子》在政治上认为：“民者国之本也”，主张施“德义”而“怀天下之民”，既是对西周以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72]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汲取。在《淮南子》看来，既然民众是国家的根本，那么统治者就应该维护和保持民众应有的生存条件，而不是以害民为务，祸民为常，因此像夏桀、殷纣、晋厉、宋康那样的无道之君，“有害于民而立被其患”，甚至于肆意妄战，“攘天下，害百姓”，这就完全背离了“民本”的政治传统，使得民众成为不义之君的政治牺牲品。对此，《淮南子》深为痛恨，严厉斥责这些暴君昏主为“猵獭”“豺狼”。《淮南子》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人之所本也”[73]，任何战争都会对民众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害，虽然有时不可避免，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战争都具有理所应当的合理性、正义性，相反，只有那些“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的战争才值得肯定和颂扬，才具有发动的正当性条件。
在这里，《淮南子》实际上提出了如何实现战争与政治之间正义性的沟通、融合问题，试图将“民为邦本”的政治理念转换为“民为兵本”。战争的本质是政治的延续，因此只有当二者在正义性上高度一致时，才能获得相得益彰的积极效果。反之，战争越是进行和持续，政治发展就向着消极的方向滑落得越快，产生越严重的政治危机。因此，《淮南子》认为：“圣人之用兵也，若栉发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正是因为“圣人”是从维护民众的整体利益出发进行的战争，所以自然是利大于弊，非但不会引发民众的怨恨和愤怒，相反，民众还会“开门而待之，淅米而储之，唯恐其不来也”[74]。由此可见，《淮南子》眼中理想的战争应该是以“民”为本的，能够充分体现出战争与政治在正义性内涵上的高度重合。这样的战争对《淮南子》而言，不但不排斥和否定，相反还给予高度的肯定和颂扬，甚至将其称之为“以义扶之”，“将以存亡”的“霸王之兵”。因此，只有“民为兵本，战为民生”，统治者才能赢得“人心”，巩固邦本，实现政权长期稳定的存在和发展。
将专制君主的政治行为始终放置到“民本”的视野来考量，强调“立君为民”的思想，赋予“圣人”讨伐“无道之君”的政治道义和权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民众反对昏君暴政的正当性、合理性，这是《淮南子》战争观所体现出的重要的历史启示之二。
《淮南子》战争观对专制君主在政治上提出了很高的“民本”要求，认为统治者应该“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75]，以“仁义”“德义”赢得“人心”。对统治者来说，首先要慎战，要“知务修其本”，而这“本”就是让民众能够“不失农时”，能够“足食”。像秦始皇、秦二世那样的穷兵黩武的统治者，只能让民众处于悲惨的贫困境地，流离失所，这就是失去“本”，其结果自然可以想见。因此，《淮南子》实际上对专制君主提出了“慎战”的警诫，看到战争所易引发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这种“慎战”主张，对处于西汉王朝转型时期的《淮南子》而言，或许也有着试图警醒好大喜功的汉武帝的政治意图。其次，战争对于专制君主而言具有双重性。对于堪为“圣人”的统治者，《淮南子》赋予他们“讨强暴，平乱世”的政治职责，认为其“以禁暴除害”的战争行为是理所应当的，值得肯定。最后，对那些只知道“侵地广壤也”的“无道之君”，《淮南子》认为：“肆一人之邪，而长海内之祸，此大伦之所不取也”，应该无情地去除掉。而民众对这些“无道之君”的政治反抗，不仅无罪，反而值得同情和肯定。(www.xing528.com)
应该说，《淮南子》肯定王朝“革命”的合理性，以及民众基本的政治反抗权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历史进步性，意味着《淮南子》在政治思想上并没有像法家那样走向“尊君”的极端，也不像董仲舒那样以“神权”“天命”来愚弄民众，取消民众的反抗权。这虽然有利于《淮南子》证明刘氏得天下的正当性，但却也在相当程度上肯定和认同了民众反抗暴政的政治权利。很显然，此种思想倾向是秦末“戍卒陈胜，兴于大泽”，“天下响应”的历史事件对《淮南子》深刻的历史启示。
对战争进行高度政治化的审视和反思，显示出政治发展对于战争的决定性作用，自始至终把战争看作政治的自然延续，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强调“兵之胜败，本在于政”，这是《淮南子》战争观所体现出的重要的历史启示之三。
对《淮南子》来说，战争与其说是单纯的军事问题，毋宁说是复杂的政治问题。“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此用兵之上也”，《淮南子》对战争的理解远非军事范畴所能牢笼，而是体现出浓厚的“政兵家”的气息。[76]这是《淮南子》论“兵”的显著特点之一。与先秦兵家不同，《淮南子》受秦汉之际政治剧变的深刻影响，理性地认识到，战争虽然会有一时之胜负，但决定最终结果的仍然是政治。统治者只有坚持“内政治”的根本原则，“与万民共享其利”，才能“得天下之心”，实现“民之为用”的政治局面。反之，“不行王道，暴虐万民”的“不义之君”必然是失尽人心，积怨于民，“内政治”的要求对其而言隔如云霄。在这种情形下，再强大的王朝和统治者都难逃崩溃瓦解的政治厄运。因此，在《淮南子》看来，秦王朝就是因为其暴政虐民，才会导致军事上的彻底失败。“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发边戍，筑长城，修关梁，设障塞，具传车，置边吏。然刘氏夺之，若转闭锤”[77]，由此可见，缺失了合理性、正义性的政治强权，其根本上是脆弱的，即使一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也难免最终的彻底覆灭。这也正是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言“仁义不施”型政治的致命缺陷。基于对此种政治的理性认识，《淮南子》丝毫不敢忽视“庶民之力”，相反，始终强调“虽有战胜存之之功，不如行义之隆”[78]，认为武王之灭商纣，楚灵王之饿死乾溪，从根本上看，就是“得民之与失民”[79]所决定的。因此，政治决定战争，战争只是政治的自然延续，这是《淮南子》经过深刻的历史反思后得出的重要结论。
由上所述，“民本”思想及精神对《淮南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理论影响，内在地塑造了《淮南子》独到而深刻的战争观。在西汉前期，能将军事问题以政治的视野给予如此深透的理性认识的思想著作并不多见，虽然《淮南子》的有些观点、看法并不新颖，早在《荀子》《吕氏春秋》等著作中就出现过，但就其在“民本”立场上所阐述战争观的“系统性”“细密深刻上”[80]，却要优胜于这些著作。换言之，即使《淮南子》确如班固所说的是“杂家”，但其在深具“民本”思想及精神的战争观上却真正做到了“兼收并蓄”而“集古代思想的大成”。[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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