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中的民本思想：道治天下

《淮南子》的战争观从思想构成上看，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受到先秦诸子之学的深刻熏染，这是其之所以被后人视为“杂家”的根本原因。但《淮南子》对先秦诸子之学的汲取和吸纳并非是简单的拼凑，而是有着相当程度的融会，恰如“一个蓄水池”，“接纳先秦的种种思想资源，并赋予他们一定的形式”，^[32]因此，与其说《淮南子》是“杂家”，不如说是对“先秦文化的总结”的“综合家”或融通家。^[33]这种融会多元的理论特色，在《淮南子》战争观中就有着非常突出的思想反映，尤其是在其“民本”意蕴之中，可谓深切透彻。道、儒、墨、兵四家对《淮南子》战争观的民本思想影响最大，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共同作用于《淮南子》的战争观，但若具体而言，其思想影响在《淮南子》中也略有不同。

首先，道家思想在《淮南子》中“究居于优势”^[34]，处于主导的理论地位，对《淮南子》战争观之“民本”意蕴的影响显而易见，是其思想渊源之一。

《淮南子》对老、庄的战争观有着深刻的认同与接受。其一，老、庄的反战思想得到《淮南子》的历史继承和发扬。老子所言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35]，“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36]，“兵强则灭，木强则折”^[37]和庄子所言“兵，恃之则亡”^[38]的思想在《淮南子》中均有所体现，并深刻影响到《淮南子》对战争所具有的破坏性的认识，成为其用以批判秦汉之时的“不义战争”的思想武器。其二，老子的战争谋略对《淮南子》也有相当的影响。“以奇用兵”^[39]，“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于轻敌”^[40]，这些老子的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淮南子》的战争观所汲取。其三，老、庄的战争理想对《淮南子》影响甚深。众所周知，老子企望的社会理想是“小国寡民”，这使得老子虽然论兵，但落到理想层面时，却表现出很大程度的“厌兵”思想，希望人类社会实现“虽有甲兵，无所陈之”^[41]的理想状态。庄子认为“人有心而兵有顺”^[42]，所以希望凡是战争都能“不失人心”^[43]，认为“为义偃兵，造兵之本”^[44]。由此可见，这些老、庄道家关于战争的认识和看法，实际上成为《淮南子》战争观重要的思想渊源，是《淮南子》赖以进行战争思考的理论前提，也是其进行战争批判的思想武器。

其次，儒家思想对《淮南子》战争观影响很大，特别是其战争正义性观，与道家相较，这种影响表现的要更为深刻，成为《淮南子》战争观之“民本”意蕴的思想渊源之二。

儒家从孔子以来，就具有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以“仁义”相自许，推崇“有道”之君，追求“王道”政治，因此先秦儒家的思想家们对于一切以兼并为目的的战争都持有批判与反对的态度，这种政治取向不能不深刻影响到《淮南子》的战争观。孔子在政治上期望“去兵”，对“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曾给予“如其仁”^[45]的高度称许，且主张统治者修“文德”以安民怀远，反对“谋动干戈於邦内”^[46]。孟子的“反战”意识较之孔子更为突出，也具有更为强烈的政治批判性。孟子在政治上厌恶“好利”“好战”之君，认为不义之战会导致民众陷入生存的严重困境，因此孟子强调只有君主不肆欲妄战，民众才能“不违农时”，进行正常的物质生产活动，所谓“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而这正是“王道之始”。^[47]正因为孟子对战争的批判与思考是基于其深厚的民本思想及精神，所以孟子在政治上将“人和”视为决定一切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认为对国家发展产生根本影响的并非战争，而是政治，“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48]。在先秦儒家那里，对战争思考的最为深入的不是孔、孟，而是荀子。《荀子》中有专门讨论战争问题的《议兵》，这在先秦儒家的思想著作中绝无仅有。荀子主张“王道”政治，议兵“常以仁义为本”^[49]，主张“偋五兵”“偃五兵”，认为“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50]，强调“君者，民之原也”^[51]，指出统治者应当在政治上“爱民”“利民”，否则“民不为己用”，因此对于任何君主而言，“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而这就是所谓“仁者之兵，王者之志也”，与“隆势诈，尚功利之兵”^[52]绝然不同。

孔、孟、荀的战争思想对《淮南子》影响甚深，尤其是其基于“民本”思想的战争正义性观，成为《淮南子》着力汲取和融会的理论资源。《淮南子》对儒家贵仁义、反暴政的“民论”深为认同，所以在其战争观中极力主张“仁义者，为厚基者也”，认为“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警醒西汉统治者必须要吸取“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智伯不行仁义而务广地，故亡其国”^[53]的教训，明晓“兵之胜败，本在于政”的历史真理。(www.xing528.com)

再次，作为先秦子学的重要构成，虽然墨家思想在秦汉之际逐渐衰歇，但其对《淮南子》战争观的历史影响仍然存在，不容忽视，可以被视为《淮南子》战争观之“民本”意蕴的思想渊源之三。

墨家作为春秋时代的“显学”，与儒家一样具有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在政治上“代表着民众的觉悟，代表着一种与社会上层思维相异的思想进路”，“体现着民力在那个时代的最高发展”，^[54]这在墨家的战争观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一方面，“非攻”是墨家对“春秋无义战”的思想回应，在墨子看来，战争只能造成对百姓“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55]的悲惨结果，因此战争从根本上看既不利于民众，也无益于国家。由此，墨子进而主张“兼爱”，反对不义之战，警醒统治者在政治上要懂得“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56]的道理，不要破坏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避免最终出现“怨结于民心”的消极结果。虽然墨家反对不义之战，但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兵者，国之爪也”，“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57]对正义性的战争又有着相当的肯定和支持。应该说，这样的认识和《淮南子》“兵之来也，以废不义而复有德也”^[58]，“伐不义而征无道”^[59]的看法具有思想上的一致性。由此可见，《淮南子》对墨家“非攻”的思想有着一定的汲取，认同其不义伐无道的政治主张，但《淮南子》对墨家之“兼爱”缺少像儒家“仁义”那样的思想认同，就其战争观而言，与道、儒思想的鲜明体现不同，墨家思想比较潜隐。

最后，从军事学的立场看，《淮南子》战争观是对先秦兵学思想的历史继承和发展，不论是战争性质，还是具体的军事战略和策略，都受到后者的深刻影响，这是《淮南子》战争观之“民本”意蕴的思想渊源之四。

《淮南子》论“兵”是基于先秦兵学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尤其对《孙子》进行了深入的思想融会。其一，虽然《孙子》是兵学著作，但其“慎战”“庙战”的思想体现出对民众利益的政治关怀，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60]，不论是对民众，还是对国家，都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孙子》明确指出：“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61]。《淮南子》从思想上汲取了这些看法，提出：“好用兵者亡”，“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62]的主张。其二，《孙子》的军事谋略思想对《淮南子》的战争观有着直接的影响。其“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谋”^[63]的思想得到《淮南子》的高度重视，“制胜于未战”，“用兵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也”^[64]，这成为《淮南子》眼中理想的战争实践。在其看来，“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者也，故费不半而功自倍”^[65]，这对于民众和国家而言都具有最大的益处。此外，《淮南子》对《孙子》的一些军事策略也有所吸收，如：“兵贵谋之不测也”^[66]，“善用兵者，当击其乱，不攻其治”^[67]等。

总之，《淮南子》作为汉初的思想著作，其战争观源自于先秦诸子之学，所蕴含的“民本”思想及精神受道、儒、墨、兵的历史影响最深。从政治的角度看，道、儒家的思想影响最大，并且最为显著，成为《淮南子》战争正义观的理论基石，而墨、兵两家次之。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墨家对《淮南子》战争观的思想影响不如道家和儒家那么突出，但其在《淮南子》中的历史价值不容忽视，应该得到肯定。从军事的角度看，道、兵家对《淮南子》影响最大。兵家自不必多言，其兵学思想是《淮南子》论“兵”之根本。道家“与兵家关系亦极密切”^[68]，甚至二者“往往相通”^[69]，所以《淮南子》中从军事谋略的角度对老子“柔弱胜刚强”^[70]的思想多有所发挥。在这个方面，墨家和儒家就大为逊色了。不论是道、儒，还是墨、兵，都深刻体现出先秦“重民”“民本”的人文主义政治精神，正是这种可贵的传统，从根本上塑造了发散着秦汉时代气息的《淮南子》的战争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