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认为，战争的胜负绝非统治者所能单纯决定的，而是和国家政治发展密切相关，“为政之本，务在于安民”，而“安民之本，在于足用”，[23]只有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得到有力的维护和保障，统治者才能在战争中“得民心”而用之，“厉其民死，以牢其城”，“与之守社稷，斅死而民弗离”。[24]因此，在《淮南子》看来，“民心”“民力”是至关重要的战争条件，根本上决定了战争的发展趋势与最终结果。
民众在《淮南子》的政治思考中，并非无所作用，相反，民为国本，具有极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基于战国以来的战争现实，《淮南子》清醒地认识到“兵之胜败，本在于政”[25]，只有让民众获得基本的生存、生产条件，统治者才能实现“地广民众”“国富兵强”的政治目的，获得从事战争所需的各种资源，居于战争的优势地位。反之，如果只知穷兵黩武，如秦王朝那样虐民以“力征”，“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不仅无法长久地保持自身的战争优势，而且还会走向竭民之力，“与民为仇”的消极方向，最终导致王朝的土崩瓦解。因此，在《淮南子》看来，民众不仅是统治者赖以实现政治统治的根本，而且也是其从事任何战争的决定性条件，不论是战争资源的，抑或是战争性质的。(www.xing528.com)
《淮南子》不仅揭示出民众在战争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更突显出民众在战争中的历史主体性作用，对民众的基本的政治反抗权给予了难得的肯定和支持。《淮南子》指出，如果统治者在政治上“决狱不辜，杀戮无罪”，“暴虐万民”，那么必然会出现“民迫其难则求其便，困其患则造其备”[26]的情形，这种“积怨在于民”的消极局面如果长期维持，就只能促使统治者走向“与民为仇”，那么民众也必然会进行激烈的反抗，甚至于起义。秦二世时期所出现的“戍卒陈胜，兴于大泽”而“天下响应”的历史教训，在《淮南子》看来，正是民众对“无道”之君的猛烈反抗，充分显示出统治者在“积怨在于民”[27]的苛政之下所引发的“民之思兵”的恶性结果。民众虽然在日常的政治发展中缺少有力的政治表达途径，但在王朝更替的战争中，却会展现出自己的政治选择，会无情地抛弃一切的“不义之君”，而对那些具有一定民本精神的“圣人”“明王”表现出“开门而待之，淅米而储之，唯恐其不来也”的政治认同和支持。由此可见，民众作为一种推动王朝政治发展的重要的历史力量，其不容忽视的政治反抗性得到了《淮南子》的高度重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同情和肯定，这不能不说是《淮南子》的思想精华，充分体现其所具有的民本意识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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