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淮南子》认为战争有其之所以产生的人性基础,但却更为重视战争的社会性内涵,强调物质经济的发展水平对于战争所起到的促发作用,由此突显出人类社会在战争行为上所具有的“强胁弱”的阶级性、政治性。
在《淮南子》看来,“兵之所由来者远矣”,如同自然界的“血气之虫”由于“天之性”而易于“喜而相戏,怒而相害”一样,人类也会因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7]而有所“争”,所以战争的出现对人类社会而言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淮南子》也明确指出,人类与自然动物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前者之“争”缺乏社会性、政治性的内涵,只是“血气之虫”决定于“天之性”的自然行为,充满着或“喜”或“怒”的偶然性,且其争斗也只能是“含牙带角,前爪后距,有角者触,有齿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趹”[8]而已。相反,人类之“争”虽然因为“衣食之情”的现实需要而发生,所谓“争者,人之所本也”[9],但这种争斗更多地反映出“分不均,求不澹”的社会原因,伴随着显著的“强胁弱,而勇侵怯”的现象,而且为获得争斗的胜利,人类还竭力于“割革而为甲,铄铁而为刃”[10]。由此可见,人类社会之“争”绝非简单的自然之“情”,而是具有强烈的社会性、政治性的内涵,特别是进入国家阶段后,这种性质就与“强胁弱”的阶级性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远非自然界的争斗可比。(www.xing528.com)
《淮南子》这种对战争起源的认识可谓卓识,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现实十分贴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朴素的唯物的、阶级的意识,深刻看到了战争之于人类社会所具有的必然性、特殊性。尤为可贵的是,《淮南子》关于战争的思考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试图从维护社会民众的整体利益的立场出发,对这种“强胁弱,而勇侵怯”的不义战争进行批判和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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