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治天下：《淮南子》战争观的理论特点

虽然《淮南子》产生于景武之际，当时的西汉王朝正处于稳定发展时期，“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59]，但《淮南子》的编纂者们仍对战国至西汉建立之初的残酷战争有着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晚世之兵……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广壤也。是故至于伏尸流血，相支以日”^[60]。因此，对战争应该具有什么性质，又应该遵循怎样的政治方向的重大问题，《淮南子》进行了深入思考。

在《淮南子》的战争观中，由于“政治―战争”始终被作为核心命题而反思，凡涉及战争时，《淮南子》总是习惯于将其纳入政治视野中予以审视，从中突显出战争所具有的正义或非正义的性质，所以其战争观从整体看具有“政”“兵”相融的思想内涵，体现出高度政治化的理论特点。若与先秦时期的兵家（如《孙子兵法》）相比，这尤为显著。而且也应该看到，《淮南子》对“政”“兵”关系的思考怀有融合道、儒、法、兵等多元思想的理论意图，对其“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61]的主张有着充分的反映。在这种融合中，如果说《淮南子》的战争观对道、儒、兵等思想主要是继承和发扬，那么对法家思想与秦王朝所代表的“无道”的非正义战争则重在批判与借鉴。

（1）对“无道”战争的理论反思，尤其是对受法家思想影响的秦王朝的战争实践所进行的深刻批判，这是《淮南子》的战争观实现“政”“兵”相融的历史反动力。

在《淮南子》中，法家思想与秦王朝始终是被严厉批判的政治对象，而“亡秦之失”的历史教训则成为《淮南子》思考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的重要参照，其中受法家“农战”思想熏染的秦王朝的战争实践又更为《淮南子》所反思和借鉴。法家思想认为：“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62]，在政治上坚持“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63]的观点，在现实的国家政策中主张“尊农战之士而下辨说技艺之民”^[64]，“民可令农战”^[65]，对民众“以避农战”，“民去农战而為之”的行为大加挞伐，坚决反对，甚至断言：“农战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众，則国乱而地削，兵弱而主卑。”^[66]这种将“农战”的重要性推崇到无以复加之地的主张，成为战国中后期秦国在政治上竭力遵循与实践的治国思想，由此导致其极端热衷于兼并战争，最终吞灭六国，建立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王朝。《淮南子》中所言：“晚世务广地侵壤，并兼无已，举不义之兵，伐无罪之国，杀不辜之民……驱人之牛马，傒人之子女，毁人之宗庙，迁人之重宝，血流千里，暴骸满野，以澹贪主之欲”^[67]，“晚世之时，七国异族……举兵而相角。攻城滥杀，覆高危安，掘坟墓，扬人骸，大冲车，高重京，除战道，便死路，犯严敌，残不义，百往一反，名声苟盛也。是故质壮轻足者为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凄怆于内，厮徒马圉，軵车奉饟，道路辽远，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车弊，泥涂至膝，相携于道，奋首于路，身枕格而死。所谓兼国有地者，伏尸数十万，破车以千百数，伤弓弩矛戟矢石之创者，扶举于路，故世至于枕人头，食人肉，菹人肝，饮人血，甘之于刍豢故”^[68]，这正是秦与六国之间惨烈的兼并战争的现实写照。

秦王朝建立之后，不仅没有停止战争的步伐，反而变本加厉，继续对周边地区用兵。秦始皇时期，“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三年不解甲驰弩……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69]。至秦二世之时，继续“发闾左之戍，收太半之赋，百姓之随逮肆刑挽辂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万之数”。秦王朝这种穷兵黩武，贱视民众生命的暴虐行为，在《淮南子》看来，根本是“非兵之所为生也”，与其“兵者，所以讨暴，非所以为暴也”的战争理念完全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只能被看作是不义之兵，无道之战。

正因为秦王朝所进行的是非正义的战争，造成当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的动荡局面，以至于引发“民之思兵也”的政治恶果，最终将自己推入“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70]的农民大起义中，迅速走向灭亡。基于这种历史的反思，《淮南子》从政治上指出：“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用兵有术矣，而义为本。本立而道行，本伤而道废”。这种思想认识实际上已将战争背后隐藏的政治原因凸显出来，清醒地看到政治对战争的性质、目的与结果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如果缺失正义性的内涵，不是为了“禁暴讨乱”，“除万民之害”，那么任何战争在《淮南子》眼中都是非正义的，都必然是统治者“澹一己之私欲”的“自为”之行，应该被严厉谴责。因此，《淮南子》主张战争与政治应相互融合，只有“政胜其民，下附其上”，才是真正的“兵强”，也才能进行“存亡继绝”的“得道”战争。

（2）在汲取和融会道、儒、兵等诸家思想的过程中，积极地思考与憧憬正义性的战争，这对《淮南子》的战争观实现“政”“兵”相融起到了促进与推动的理论作用。

和秦王朝的战争实践相反，《淮南子》认同的战争具有“道”“义”的思想内涵，政治化倾向十分强烈，这在兵“得道而强”“圣人之用兵”与“义兵”上表现突出，其中深刻反映出《淮南子》“吸取了儒家民本思想的精华”，“把它注入到道家”之中的理论意图。^[71]

首先，《淮南子》认为理想的战争应该“得道”，因为“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以只有“顺道而行”，才能“民之为用”，获得胜利。其次，《淮南子》还强调“圣人”在战争中的特殊作用，认为战争的根本目的不是扩张领土，抢掠财物，而在于“禁暴讨乱”。“所为立君者，以禁暴讨乱也”，因此“圣人”作为君主的理想人格，其产生的原因就是为了“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除秽，以浊为清，以危为宁”，让百姓从“万人搔动，莫宁其所”的动荡中恢复平静，继续自己稳定的生产与生活。由此，《淮南子》推崇“圣人”所进行的正义性战争，认为“圣人之用兵也，若栉发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72]，对大多数民众能够产生积极的政治影响。很显然，“圣人”在这里表现出了儒家式的君主形象，具有“忧民”“重民”和“安民”的思想内涵。最后，《淮南子》在政治上推崇“义兵”，认为只有“圣人之用兵”才称得上是“义兵”，能够从“无义之君”的统治下将“无罪之民”解救出来。当“圣人”听“闻敌国之君，有加虐于民者，则举兵而临其境，责之以不义，刺之以过行”，通过战争途径“以废不义而复有德也”。对于这种战争，《淮南子》不仅不视为非正义的侵略，反而大加称扬，将其看作是民众会主动相附的“义兵”。在个别地方，《淮南子》把这种战争也称之为“霸王之兵”，认为战争“以论虑之，以策图之，以义扶之，非以亡存也，将以存亡也”。当然，这里的“霸王”明显不是法家式的概念了，而是体现出仁义而爱民的思想内涵，与儒家之“圣人”相近。

正是在对“得道”之兵、“圣人”之兵和“义兵”的理想追求中，《淮南子》把政治与战争紧密地融为一体，赋予战争强烈的政治性内涵。就此而言，《淮南子》的战争观与先秦兵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后者那里，对战争的理论思考不是没有政治化的意识与倾向，但从未如此之深刻和强烈，特别是能融道、儒、法等思想于一炉，展现出“时代的转折时期”“所特有的思想承转的特色”^[73]。因此，在对“政治―战争”的理论思考上，《淮南子》的战争观确实“继承了先秦诸子（主要是兵家）进步的军事学说又有所发展和创新”^[74]。

综上所述，《淮南子》的战争观围绕“政治―战争”的核心命题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反思，提出“兵之胜败，本在于政”的根本原则。在《淮南子》看来，战争的内在性质决定于政治的现实影响，因此若要保证战争沿着正义的方向发展，促其获得有利于广大民众的结果，就必须遵循以“道”“义”统“政”，以“政”制“兵”的战争思路。只有当战争“顺道而动”“以义扶之”和“因民之欲”时，才能体现出应有的内在的正义性，在实践中达到政治与战争之间的相互融合。不知以上的看法能否被看作是《淮南子》“未为人所注意”的“精深意义”，^[75]但可以肯定地是，这就是《淮南子》眼中真正理想的战争！

【注释】

[1]初稿发表于《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文字内容有修订。

[2]《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37页。

[3]同上，第1462页。

[4]王云度：《刘安评传》，第141页。

[5]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对《淮南子》军事思想进行直接探讨，如：许匡一《〈淮南子〉的军事思想》（《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第95～102页），丁文宏《〈淮南子〉军事哲学思想探微》（《江淮论坛》，1999年第5期，第81～84页），林飞飞《〈淮南子〉的战争观》（《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18～20页），常晶《〈淮南子〉战争理论研究——基于〈淮南子·兵略训〉的文本分析》（《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20～22页）等；二是对《淮南子》与其他著作中包含的军事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如龚留柱《〈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军事思想比较》（《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32～37页）；三是对《淮南子》军事思想中包含的民本等思想因素进行剖析，如李明山《论刘安〈淮南子·兵略训〉的民本思想》（《韶关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14～16页）。

[6]《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59页。

[7]《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59页。

[8]同上，第1052页。

[9]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谋攻篇》，中华书局，1999年，第45页。

[10]《十一家注孙子校理·谋攻篇》，第52页。

[11]《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44页。

[12]《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44页。

[13]《淮南子集释·道应》，第863页。

[14]《荀子简释·议兵》，第200页。

[15]《韩非子集解·解老第二十》，第134页。

[16]《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43页。

[17]同上，第1045页。

[18]《淮南子集释·本经》，第603页。

[19]同上，第602～603页。

[20]《淮南子集释·本经》，第603页。

[21]同上，第604页。

[22]《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31页。

[23]《淮南子集释·道应》，第868页。

[24]《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87页。

[25]同上，第1066页。

[26]同上，第1055页。

[27]同上，第1062～1063页。

[28]《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45页。

[29]同上，第1065页。

[30]《论语汇校集释·公冶长第五》，第419页。

[31]《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55～1056页。

[32]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24页。(www.xing528.com)

[33]《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88页。

[34]《淮南子集释·道应》，第868页。

[35]《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59页。

[36]同上，第1058页。

[37]同上，第1071页。

[38]同上，第1089页。

[39]同上，第1090页。

[40]同上，第1449页。

[41]《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57页。

[42]同上，第1060页。

[43]《淮南子集释·诠言》，第997页。

[44]同上，第1049页。

[45]同上，第1048页。

[46]《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54页。

[47]《老子注译及评介·三十章》（修订增补本），第182页。

[48]《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86页。

[49]同上，第1094页。

[50]同上，第1046页。

[51]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第299页。

[52]《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46页。

[53]同上，第1047页。

[54]同上，第1100页。

[55]《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60页。

[56]《十一家注孙子校理·计篇》，第1页。

[57]《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54页。

[58]《淮南子集释·精神》，第505页。

[59]《汉书·食货志第四上》，第1135页。

[60]《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48～1049页。

[61]《淮南子集释·齐俗》，第799页。

[62]《商君书锥指·靳令第十三》，第80页。

[63]《商君书锥指·农战第三》，第22页。

[64]《商君书锥指·壹言第八》，第60页。

[65]《商君书锥指·君臣第二十三》，第131页。

[66]《商君书锥指·君臣第二十三》，第131页。

[67]《淮南子集释·本经》，第603页。

[68]《淮南子集释·览冥》，第492～496页。

[69]《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88～1290页。

[70]同上，第1290页。

[71]孙纪文：《淮南子研究》，第100页。

[72]《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45页。

[73]雷健坤：《综合与重构——〈淮南子〉与中国传统文化》，第72页。

[74]许匡一：《〈淮南子〉的军事思想》，《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第95～102页。

[75]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二），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