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战争观：道义与兵的基本思路

战争应该按照怎样的政治原则来进行，这是《淮南子》着重思考的问题，决定了其战争观的核心内涵。《淮南子》从未将战争看作是单纯的军事行为，“知战阵分争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坚守之非德不强也”^[40]，“夫兵之所以佐胜者众，而所以必胜者寡”^[41]，而是认为现实政治对军事的影响极为深刻突出。如何充分调动各种有利的政治因素推动战争向着“守有必固，而攻有必胜”的方向发展，《淮南子》对此有着独到而深入的认识，即以“道”“义”统“政”，以“政”制“兵”。这便是《淮南子》战争观的基本思路，而且其中深刻体现出道儒两家的思想影响。

在《淮南子》而言，“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42]，政治决定战争发动与进行，但政治本身却需要特定的思想内涵，只有具有合理性与正义性的政治才能促使战争走向积极的方向，并且取得利国利民的结果。那么政治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内涵呢？《淮南子》认为统治者若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其政治实践就必须符合“道”与“义”的根本原则，体现出“为政之本，务在于安民”^[43]的积极内涵，唯有如此，方能“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

《淮南子》从道家思想的立场出发，认为不论是政治，或是军事，都必须合乎“道”的要求，而前者是根本，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国分有道、无道，战争作为“禁暴讨乱”的政治手段，只能是以有道伐无道，而不是相反，所谓：“兵之所加者，必无道国也”。在《淮南子》看来，“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44]，凡是“得道”之国，肯定是“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而“失道”之国也必然是“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像秦王朝那样的“无道”之国，“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甚至出现“或人葅子”的惨景，而自身却肆意穷兵黩武，其结果只会是“君为无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饮”^[45]，最终被百姓所“众去之”。因此，战争是否正义，关键在于其目的与结果能否有利于民众的生存与发展，能否“因民欲，而取天下”。只要战争符合民众的利益需求，“因民之欲”，那么就是“得道之兵”，就能在战争中“乘民之力，而为之去残除贼也”，与民众“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从而获得“顺道而动，天下为向；因民而虑，天下为斗”^[46]的政治主动，战争最终的胜利也自然就指日可待了。因此，《淮南子》的政治之“道”实际上体现出明显的“重民”“慎战”的思想倾向，这与《老子》所言“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47]的理论精神是一致的。在《淮南子》眼中，即使是“禁暴讨乱”的正义战争，也并非是理想的结果，因为凡是战争都必然会对社会和民众造成一定的破坏，“师之所居，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所以“修政于境内”，“制胜于未战”，这才是《淮南子》真正的战争理想。此外，《淮南子》也用“道”来要求现实的战争实践，或是其作为一种军事哲学来对待，认为：“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兵以道理制胜，而不以人才之贤”；或是将其看作是一种特定的战争策略，主张“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48]，“故善用兵者，上隐之天……此善为天道者也”^[49]。但总地看，体现出正义性内涵的“道”对《淮南子》战争观具有决定的作用，是其对战争的政治性界定。只有在此前提下，战争才具有发动和进行的合理性，也才为《淮南子》所认同和肯定。

《淮南子》也从儒家思想的立场出发，对政治与军事提出“仁义”的根本要求。《淮南子》在政治上主张统治者应该“行仁义，布德惠”，坚决反对“无义之君”，认为这样的统治者只会“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易于发动非正义的战争以“澹一人之欲”，对民众和国家而言都是“害莫大焉”，“祸莫深焉”。因此，《淮南子》甚至认为如果“无义之君”在政治上“乘万民之力，而反为残贼”，那就是“为虎傅翼”，而如此的统治者对民众而言又“曷为弗除！”正所谓：“夫畜池鱼者必去猵獭，养禽兽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50]《淮南子》在这里表现出严厉斥责与反对“无义之君”的政治态度，是对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表现出强烈的“重民”倾向。这种思想“无疑包含着对民众的同情，也看到了民众的力量，闪烁着光辉”，对那些试图在政治上胡作非为的统治者而言也不啻于是“一付清醒剂”。^[51]基于以上的认识，《淮南子》特别强调战争应该具有内在的正义性，“霸王之兵，以论虑之，以策图之，以义扶之，非以亡存也，将以存亡也”^[52]，而且之所以发动战争的目的，不在于抢夺土地和财物，而是因为“闻敌国之君，有加虐于民者”，所以才会“扶义而动”，兴兵讨伐，以诛“民之所以仇也”，“以废不义而复有德也”^[53]。正因为“兵之所加者，必无道国也”，所以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故义兵之至也，至于不战而止”，并且“能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将不夭死，五谷丰昌，风雨时节，战胜于外，福生于内，是故名必成而后无余害矣”^[54]。(www.xing528.com)

通过汲取与融会道儒两家的思想，《淮南子》为战争套上了“政治的笼头”。如果说“兵之胜败，本在于政”的话，那么对《淮南子》而言，政之所本，则在“道”“义”。《淮南子》对战争持有一种十分谨慎的政治态度，深刻地认识到现实中战争可能会带来的破坏性，如果不从政治上充分看到战争本身所具有性质的重要性，那么就可能让消极的战争发生，从而“使天下荒乱，礼义绝，纲纪废，强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无差，贵贱无序”，“而兵不休息”^[55]。因此，《淮南子》试图将道儒思想与兵家思想相互融合起来，在多元思想的互补中寻求破解“政治―战争”的重大问题的有效途径。通过对秦汉之际战争现实的理论反思，基于西汉王朝良好发展的长远利益的考虑，《淮南子》实际上提出了以“道”“义”统“政”，以“政”制“兵”的战争观。战争虽然自有其运行的规律，但从根本上看，“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56]，因此战争的发动与进行都必须进行全局的、长远的“庙战”，如《淮南子》所言：政治乃战争之本！而任何具体的“用兵之道”也都只能在政治这一“用兵之本”的影响下，方可发挥真正的军事作用。

总之，在《淮南子》看来，战争不仅是军事问题，更是政治问题。“通书文而不知兵指，则无以应卒已”^[57]，这里的“兵指”就已非兵家思想所能简单涵盖，更多地突显出对战争进行的高度政治化的理论反思。而具有“道”“义”内涵的政治发展，正是《淮南子》所憧憬的正义性战争的首要前提。因此，政治之于战争，“譬犹本与末也，从本引之，千枝万叶，莫不随也”^[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