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战争观：道治天下的核心命题

战争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之一，作为秦汉时期重要思想著作的《淮南子》对此也有着自己深入而独到的理论思考和认识。在《淮南子》中，战争从始至终就是和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密切相联，不可分割的，不论是战争的起源、本质，抑或是目的、战略战术等，无一不深刻反映出“兵之胜败，本在于政”^[6]的重要思想，换言之，“政治―战争”乃是《淮南子》战争观的基本命题。在《淮南子》看来，战争中必有胜负，任何国家都想成为赢者，但能够获得成功的的国家不论具备什么样的因素，有一点是最根本的，那就是“政胜其民”，唯有如此，才能“下附其上，则兵强矣”，反之，如果是“民胜其政”，其结果只能是“下畔其上，则兵弱矣”^[7]。因此，战争的胜负绝非仅仅决定于军事本身，而是必然内在的反映在国家的政治发展之中。理想的战争，应该是“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慕其德，制胜于未战而诸侯服其威”，归根结底是因为“内政治也”^[8]。在这里，《淮南子》所言与春秋时期孙子所言“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9]，“必以全爭于天下”^[10]的战争理念若合符契。

在战争的产生和发展中，政治的作用与影响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淮南子》从战争的起源、实质、目的、战略与选将等方面对“政治―战争”的基本命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反思。

首先，战争的起源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淮南子》认为，战争的出现和人类的天性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有限条件关联甚密。“喜而相戏，怒而相害，天之性也”，这是“凡有血气”的生命体都会产生的情况，人类也不例外。但是，人类又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动物，而是具有“衣食之情”，当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处于“物弗能足也”的状态时，就会出现“分不均，求不澹，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11]的结果。随之而来，则是“割革而为甲，铄铁而为刃”的战争发生。在战争中，面对“残贼天下”的“贪昧饕餮之人”，就会有所谓“讨强暴，平乱世”的“圣人勃然而起”^[12]。在这里，《淮南子》对战争产生过程的认识，实际上也就是其对政治之所以会出现的根源的认识，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论是因为先天之“性”，还是后天之“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日益进入政治文明之中，由最初自然的“争者，人之所本也”演变为政治性的“砥砺甲兵，时争利于天下”^[13]，正是“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14]，“有争则乱”^[15]，因此才会有“圣人”“五帝”这样超凡的统治者来“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16]。由此可见，《淮南子》之所以认为“兵之所由来者远矣”，从根本上而言，是基于其对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认识；离开政治的深刻影响，战争的出现也就无法完全理解了。

其次，战争的实质决定于政治的内在本质，换言之，有什么样的政治，便会有什么样的战争。“夫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17]，《淮南子》认为战争的发动和进行，都需要具有正义的性质，而这就充分反映在现实中战争所产生的“禁暴讨乱”的效果，反之，即“不义之兵”，因此《淮南子》强调说：“兵者所以讨暴，非所以为暴也。”^[18]《淮南子》所说的用兵之“义”就是其对现实中发动或进行战争的国家在政治上的要求。对那些在政治上表现出“有不行王道者，暴虐万民，争地侵壤，乱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诲之不变”的国家和君主，《淮南子》认为就应该“举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党，封其墓，类其社，卜其子孙以代之”^[19]，而这就是“义兵”。相反，“晚世务广地侵壤，并兼无已”，“伐无罪之国，杀不辜之民，绝先圣之后，大国出攻，小国城守，驱人之牛马，傒人之子女，毁人之宗庙，迁人之重宝，血流千里，暴骸满野，以澹贪主之欲”，这种战争无论如何只能称为“不义之兵”，因为发动这种战争的君主在政治上都是贪婪无厌之辈，只是为了一己之私欲而已，根本不顾忌民众的死活，所以《淮南子》明确指出这种战争是“非兵之所为生也”^[20]，有不如无。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淮南子》在政治上给战争的发动与进行提出了一个根本原则，即“用兵有术矣，而义为本”，并且强调说“本立而道行，本伤而道废”^[21]。由此可知，《淮南子》对战争的认识有着鲜明的政治性要求，认为战争的性质不决定于战争自身，而是取决于产生战争的政治土壤，“兵之来也，以废不义而复有德也”。

再次，政治的性质不仅决定战争的实质，进而也决定了战争的根本目的。在《淮南子》看来，虽然战争的存在有必然性，“征伐者不能释甲兵而制强暴”^[22]，但是战争的发动却必须合乎正义的目的，其结果应该能够维护和实现民众的基本利益，因为“兵陈战而胜敌者，此庶民之力也”^[23]，“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24]。民众在战争中能够得到什么？或者说，战争能够给民众带来什么？这是始终是《淮南子》以政治的眼光审视一切战争的根本标准。因此，《淮南子》认为：“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25]，而“庙战”之中又必须强调“民孰附？国孰治？”的重要问题。这是战争之所以能够发动与获胜的政治条件。而在现实的政治发展中，能够确保以上条件顺利实现的前提就是“主孰贤？”正义的战争与非正义的战争之间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发动战争的统治者有着根本不同的政治目的。“明王之用兵也，为天下除害，而与万民共享其利”^[26]，相反，像秦始皇及秦二世那样的“贪昧饕餮之人”，战争就只能成为他们“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的工具，其结果只能是“百姓之随逮肆刑挽辂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万之数。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宁，吏民不相憀”^[27]。对此，《淮南子》深有所感：“杀无罪之民，而养无义之君，害莫大焉；殚天下之财，而澹一人之欲，祸莫深焉。”^[28]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对战争目的的强调反映出相当的“重民”倾向，认为：“兵之胜败，本在于政”，只有“政胜其民”，“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才能取得最终的战争胜利，利国利君；反之，如果是“民胜其政”，那就只能是在政治上导致“积怨在于民也”^[29]的恶果，即使是“坚甲利兵”，也“不足以为胜”。客观地看，《淮南子》在战争目的上所体现出的“重民”思想是既是对先秦儒家“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30]的“民本”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战国以来激烈而残酷的兼并战争的历史反思，具有可贵的历史进步性。(www.xing528.com)

最后，战争赖以进行的战略与选将也受到现实政治的深刻影响。战争从来就不是纯军事的问题，而是始终渗透着特定国家的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所以《淮南子》认为“兵有三诋”，提出发动和进行战争的上、中、下等三种方略，从全局的视角去设想与规划战争。所谓“用兵之上”，是指：“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捴而天下响应”；“用兵之次”是指：“地广民众，主贤将忠，国富兵强，约束信，号令明，两军相当，鼓錞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敌奔亡”；而“用兵之下”则是指：“知土地之宜，习险隘之利，明奇正之变，察行陈解赎之数，维枹绾而鼓之，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属肠，舆死扶伤，流血千里，暴骸盈场，乃以决胜”。^[31]从中可以看出，《淮南子》对战争有着一种整体的，长远的战略认识，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言“在战略思想领域中并无任何特殊创见”^[32]，恰恰相反，《淮南子》在战略上创见就在于从政治全局的高度出发去审视战争的发动和进行，始终长远地将“内修其政以积其德”^[33]视为决定战争的关键因素，而并非将一时的胜负得失看作是战争的结束。从这个意义上说，《淮南子》实在可以被称之为“政兵家”，已非传统意义上侧重于军事的“兵家”所能涵盖的了。

战争的指挥有赖于将领的选用，“发号施令，师未合而失敌遁，此将军之威也”^[34]，因此只有选将得当，解决好“将孰能”的问题，才能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淮南子》从政治上对将领的选用提出了三个具体的要求：其一是“忠”，认为“主贤将忠，国富兵强”是进行战争的首要条件，只有如此才能“上下一心，君臣同力”。其二是“能”，“将孰能”是《淮南子》所谓“庙战”的重要内容。良将不仅要懂得“三隧、四义、五行、十守”，而且要能“必择其人，技能其才，使官胜其任，人能其事”^[35]，这样才能实现“必胜”，因此《淮南子》认为良将是“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难以众同也”^[36]。其三是能民心，尽卒力。良将既要能“上知天道，下习地形”，也需会“中察人情”，在政治上做到“将以民为体，而民以将为心”^[37]，并且对“卒”若是“将不诚心，则卒不勇敢”。因此，只有在战争中“将必与卒同甘苦，俟饥寒，故其死可得而尽也”，“必以其身先之”^[38]，良将才能“同其心，一其力”，取得战争的胜利。以上三条选将的原则中，几乎都与政治相关，所以《淮南子》认为真正的“上将”必须“中得人心”，这样才能“常以积德击积怨，以积爱击积憎，何故而不胜！”^[39]

总之，《淮南子》始终坚持从政治的视角去审视战争的起源、性质、目的、战略及选将，坚持“兵之胜败，本在于政”的基本原则。因此，“政治―战争”成为《淮南子》战争观的核心命题，换言之，离开政治的深刻影响，就无法真正理解《淮南子》的战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