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不仅对“神”“气”关系进行论述，而且对“志”“气”关系也有所讨论。如前所言，“志”与“神”在《淮南子》生命哲学中关系紧密，但二者还是有所不同。相较而言，“志”更集中地反映“心”的心理内容和精神因素，比“神”的主体性内涵要狭小，甚至可被视为从属后者的概念。因此《淮南子》在论及“气”时，有将“神”“志”与前者并举的情况：“夫精神气志者，静而日充者以壮，躁而日秏者以老”。但是“志”毕竟不能等同于“神”，而且是比“神”更依赖于“五藏”的主体因素，并同流转于“五藏”“四支”中的“血气”形成人体意义上内在关联，进而也引发生命中精神意向性的“志气”。
《淮南子》对“志”“气”也有合称之为“志气”或“气志”的时候。称“志气”者有一次：
嗜欲者使人之气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劳，弗疾去则志气日耗。
“气志”单独称之者有三次：
圣人处之，不足以营其精神，乱其气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
气志者，五藏之使候也。(www.xing528.com)
马，聋虫也，而可以通气志，犹待教而成，又况人乎？[182]
还有两次是与“形神”并称，有一次与“精神”并称，这些时候的“气志”不具有意义上的独立性，而是在一个更大的语义整体之中。
《淮南子》将“志”“气”并称，主要受到《吕氏春秋》的影响，二书之间存在历史的亲缘性，后者“在体系的结构、整理的方法上”实际为《淮南子》“提供了一个直接效法的模式”[183]。《吕氏春秋》中言“志气”者有“志气不和”[184]，言“气志”者则有：“气志视听动作无非是者”[185]，“今管子乃以容貌音声，夫人乃以行步气志，桓公虽不言，如暗夜而烛燎也”[186]等。
在《淮南子》看来，“志”“气”二者共生共弊，密不可分。积极的时候，“气志虚静恬愉而省嗜欲”，“志”“气”一起对生命存养发挥良好的作用；消极的时候，“嗜欲者使人之气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劳，弗疾去则志气日耗”，二者所产生的“日耗”弊端又是共同的。因此，《淮南子》认为，当“志”“气”处于相互协调的状态时，能对主体精神产生有益的合力影响，即“五藏能属于心而乖，则
志胜而行不僻矣。
志胜而行之不僻，则精神盛而气不散矣”。《淮南子》在这里深刻指出了“志”“气”合而对“神”所产生的特殊影响，从中也反映出汉代道家对生命心理的极为深细的理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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