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思想史上，“形”“神”关系是为学者们所关注和探讨的重要问题，而《淮南子》对此的哲学反思，“其广度和深度皆超出前人”[164]，在秦汉时期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淮南子》关于“形”“神”关系的认识，主要表现为：
一是肯定形神并存，各有其用。不同于先秦道家，《淮南子》对生命之“形”更为关注和认识深刻，不仅反思“形”的实际存养问题，而且还将其视为修道成仙中必不可少的自然载体。因此，“形”在《淮南子》生命哲学所具有的重要性，已远超出先秦道家的理论认识。《淮南子》对生命之“神”的重视，延续了先秦道家的思想传统，但对“神”在生命存养中的功能作用，如前所述，却有着更深细的阐述。总的来说，对“形”“神”存在各有作用的充分肯定，而不是片面化的轻“形”重“神”，这是《淮南子》辩证思考二者关系的理论前提。
二是主张神贵于形，以神制形。《淮南子》虽然肯定“形”“神”各有作用，对“形”有着更为深入的认识，但并没有因此削弱“神”在生命存在中的关键性作用和地位，而是对此进行更充分的探讨。《淮南子》明确提出“神者生之制也”的论断，突出“神”对人类生命的整体的决定作用。《淮南子》以“狂者”为例，指出：
失其所守之位，而离其外内之舍，是故举错不能当，动静不能中，终身运枯形于连嵝列埒之门，而蹪蹈于污壑阱陷之中。[165]
认为“狂者”这种“生俱与人钧，然而不免为人戮笑”的行为结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形神相失也”[166]，错误地忽视了“神”对于自身生命的主导作用。《淮南子》又进而强调：“故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167]。《淮南子》还以王者之死为例，指出：
万乘之主卒，葬其骸于广野之中，祀其鬼神于明堂之上，神贵于形也。故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聪明虽用，必反诸神，谓之太冲。[168]
《淮南子》这里对“神贵于形”的强调，不但再次重申了“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认识，而且表露出“神”不灭的思想内涵。《淮南子》没有止步于此，而是有进一步的阐发：
夫水向冬则凝而为冰，冰迎春则泮而为水；冰水移易于前后，若周员而趋，孰暇知其所苦乐乎？是故形伤于寒暑燥湿之虐者，形苑而神壮；神伤乎喜怒思虑之患者，神尽而形有余。[169](www.xing528.com)
认为对生命而言，“形”“神”二者会如冰、水转化一般，相互消长，而“不得形神俱没也”，因此便会出现“伤死者其鬼娆，时既者其神漠”[170]的情况。《淮南子》这种“形”“神”不“俱没”的观点，实际上为“神”不灭论开启了一道唯心主义的思想门隙，这成为其生命之“神”向仙道化转变的内在根由。
三是强调内守其神，形神互促。先秦道家十分注重“神”的内养，庄子就曾批评惠施“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认为后者应注重生命精神的内在存养，而不是只知劳“形”，“以坚白鸣”。《淮南子》将这种内养其“神”的思想，结合汉代医学知识，更加具体地阐述：
耳目淫于声色之乐，则五藏摇动而不定矣；五藏摇动而不不定，则血气滔荡而不休矣；血气滔荡而不休，则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矣；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则祸福之至，虽如丘山，无由识之矣。
需注意的是，《淮南子》不同于先秦道家对“形”的轻视和排斥，而是在强调“神”的内养时，还密切观察到人体“五藏”之“形”与“神”之间的交互影响，主张发挥前者的积极作用，促使“神”达到更好的状态，实现“神”“形”的相互和谐。它指出：
五藏能属于心而乖，则
志胜而行不僻矣。
志胜而行之不僻，则精神盛而气不散矣。精神盛而气不散则理，理则均，均则通，通则神，神则以视无不见，以听无不闻也，以为无不成也。[171]
在《淮南子》看来，“神”“形”之间虽有内外主次之分，但二者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存在着紧密的交互性。因此，先秦道家“抱神以静，形将自正”的思想，被《淮南子》在汉代医学知识条件下，给予了新的突破和修正。
四是形神兼修，治国成仙并重。对“形”“神”关系的认识，《淮南子》与先秦道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尤为突显出汉代统治阶层的治国诉求和生命信仰，以此赋予“形”“神”关系更为深厚的政治、宗教内涵。一方面，《淮南子》要求统治者“灭想去意，清虚以待”，避免“精神劳则越，耳目淫则竭”[172]，通过兼修“形”“神”，以达到有效治国的目的；另一方面，《淮南子》追求“至人”“真人”的仙道化境界，要求人们也能做到“心与神处，形与性调”[173]，“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适情而行”[174]，在“形”“神”关系上，实现“与道合一”的理想状态。《淮南子》这种治国化、仙道化的思想内涵，使其“形”“神”关系的认识不仅更符合汉代统治阶层的理论需求，而且也成为汉代道教得以酝酿形成的重要的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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