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淮南子》生命哲学中，不仅对一般生命个体或修道者有着特定意义，而且也衍生进入政治领域，对治国者的主体存养形成特殊作用。《淮南子》是先秦以来道家思想史上，对“志”进行治国化诠释最深入的思想论著，在这一方面要超迈前人。对“志”的政治主体化要求，主要表现在：
1.君主之志
在政治思想上，《淮南子》坚持“为天下强掩弱，众暴寡，诈欺愚，勇侵怯，怀知而不以相教，积财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齐一之”[156]的根本观念，凸显“公天下”的古典政治传统。对君主之“志”，《淮南子》也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和要求。《淮南子》以西周政治为例，肯定“武王”之“志”的正义性、合理性：
武王伐纣，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钱，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朝成汤之庙，解箕子之囚，使各处其宅，田其田，无故无新，惟贤是亲，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志大也。[157]
又以“尧”为例，批判“贪暴”君主之“志”的非正义性：
尧之有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大羹不和，粢食不毇，巡狩行教，勤劳天下，周流五岳……衰世则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处人主之势，则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专在宫室台榭，陂池苑囿，猛兽熊罴，玩好珍怪……百姓黎民，憔悴于天下。[158]
在它看来，“非为非欲也”的君主，其治国行为害民害己，是背离立公之“志”的消极结果。《淮南子》提出为君者应以“善志”治国，因为“诚决其善志，防其邪心，启其善道，塞其奸路，与同出一道，则民性可善，而风俗可美也”[159]。《淮南子》对“善志”强调，使“志”具有政治伦理内涵，表现出汉代黄老强烈的身国同治倾向。(www.xing528.com)
《淮南子》还对“志”进行君道视角的诠释：
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则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160]
《淮南子》这里将“弱志”从生命哲学转化为政治哲学，并将其提升到“治国之道”的高度来对待，这是对老子“弱其志”思想的汉代黄老化推阐。
2.贤臣之志
对专制君主政治中的贤臣，《淮南子》也以“志”来要求，其云：“故圣人得志而在上位，谗佞奸邪而欲犯主者，譬犹雀之见鹯，而鼠之遇狸也，亦必无余命也。”[161]《淮南子》把贤臣的“得志”与否，看作是国家政治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而贤臣之“志”，也仍然有着“公天下”的政治内涵，因为圣人“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162]。《淮南子》在专制君主政治的历史条件下，也理性指出：“故人主诚正，则直士任事，而奸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则邪人得志，忠者隐蔽矣。”[163]换言之，贤臣之“志”的实现，要以君主之“志”为根本前提。《淮南子》此言，可谓是切中肯綮。
“志”何以为“生之意也”，《淮南子》对此的思想认识，是其生命哲学中重要而特殊的构成。“志”作为与“心”直接联系的主体精神因素，“养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养心”，因此“志”的得失，对生命主体能否实现理想的治国诉求，走向仙道化的生命境界，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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