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劳“形”而亏相反，《淮南子》辩证思考“形”的存养之道，寻求一种较为理想的主体化的实现方式：
一是适形而用宜。人类身体具有自身的生理特点和功能，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应该扬长避短，合理使用。《淮南子》以“猿狖”和人相比较，指出：
深溪峭岸，峻木寻枝，猿狖之所乐也，人上之而栗：形殊性诡，所以为乐者乃所以为哀；所以为安者乃所以为危也。[22]
在它看来，人类对“形”的运用，不是毫无条件的，而是要适应其中的自然性质与特点，“使各便其性，安其居，处其宜，为其能”[23]，以此避免对“形”的不当使用和消极影响，因为伤“形”即是害“生”。
二是度形而节己。《淮南子》认为：“食充虚，衣御寒，则足以养七尺之形矣”[24]，对“形”的存在来说，物质条件的满足实际上并不需要太多，只要能适应其自然性需求即可。《淮南子》说：
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爱之也，燠有余于身也；冬日之不用翣者，非简之也，清有余于适也。夫圣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节于己而已。[25](www.xing528.com)
道家从老子以来，就强调“咎莫大于欲得；祸莫大于不知足”[26]，坚持“见素抱朴，少思寡欲”[27]的主张，限制人类的社会性的物质需求。《淮南子》将这种节欲思想推阐到养“形”方面，更深刻地指出：“车马所以载身也，衣服所以掩形也，圣人不以所养害其养”[28]，认为如要确保“形”的整全性，人们就必须以“形”的本质需求为重，减少物欲对其造成的负累和戕害。
三是去累而利形。在道家思想史上，杨朱和庄子都较早对生命之“累”作出阐释，反对人类因为物质享受而对生命造成异化影响，使生命背离自我的精神发展所需，完全成为物质化的功利存在。“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29]，在杨朱那里，如何去“累”便已成为道家生命哲学的重要议题。庄子也指出：“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30]，认为人们在生命发展中应以遵循天道自然为根本，实现“成于德而不累”、“因于物而不去”[31]的自由状态。
《淮南子》对道家先贤这种去“累”思想有着深入接受和发挥。它赞扬战国时期“田子方、段干木轻爵禄而重其身”，认为此二者作为士人代表均能“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形”，都是“行而归于善者”[32]。在它看来，“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33]，这种对物质条件的有意识的距离感，不但不会损害“形”，相反能让人们更关注“形”本身，以身体的本质需求来审视身体的实存状态。《淮南子》又指出：“今受其先人之爵禄，则必重失之。所自来者久矣，而轻失之，岂不惑哉”[34]，强调人们对物质条件的过度依赖，必然使自己忽视或忘弃对“形”的主体关注，结果只能是内“嗜欲之心”而“不免以身役物矣”[35]，其“形”终将亏损不全。
四是舍形于其佚。面对物欲带来的生命之“累”，人类又能以何种方式来解此难题呢？《淮南子》延续老、庄的思路，从人性论角度出发，主张“游心于恬，舍形于佚”[36]，要求人们“无为而治”，以此实现对“形”的保全。“凡人之性，乐恬而憎悯，乐佚而憎劳。心常无欲，可谓恬矣；形常无事，可谓佚矣”[37]，在它看来，“形”要去累求适，不扰不亏，唯有人们顺应“人之性”的自然需求，保持“无欲”“无事”的精神状态，才能达此目的。
“舍形于佚”作为“形”的存养方式，在《淮南子》中又具体表现为以“静”养“形”的实现途径。“唯易且静，形物之性也。由此观之，用也必假之于弗用也”[38]，《淮南子》坚持老庄以“静”治身的思想，将其更密切地与“养形”问题结合起来，使自己关于佚“形”的主张，沿着先秦道家开拓出的“虚”“静”的修养之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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