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信仰化的神仙之道

“游”在《淮南子》中不仅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化倾向，而且对“真人”“至人”或“圣人”等生命主体实现这种理想的生命状态有着神仙化塑造的思想意识。虽然在《庄子》中已有这种情形，《淮南子》也是对前者在某种程度上的继承，但是，《淮南子》之“游”在进一步神仙化“真人”等生命主体的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生命信仰的意识却是《庄子》那里比较薄弱的。换言之，对《淮南子》之“游”而言，对生命存在的关怀，已经不只是一种哲学性的思考和体验了，而是更多地具有了生命信仰的内涵。因此，《淮南子》之“游”与《庄子》之间除了政治化的差异外，同时还存在着生命关怀的信仰化的重要区别。

在《淮南子》之“游”中，“真人”超越世俗，游身世外，作为一种理想的生命主体，他们都具有极强的非世俗性和人格上神仙化的特征。“真人者，未始分于太一者也”^[49]，“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体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然仿佯于尘垢之外，而逍遥于无事之业”^[50]，“以死生为一化，以万物为一方，同精于太清之本，而游于忽区之旁……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无间，役使鬼神……是故真人之所游”^[51]，“古之真人，立于天地之本，中至优游，抱德炀和而万物杂累焉”^[52]，《淮南子》这里所说的“真人”，已不再是世俗之中的普通士人，而是能够脱离现实桎梏的具有超越性的生命主体。而且“真人”对于现实世界的事物持有否定和抛弃的态度，将之自身的“性命”是否能够获得“中至优游，抱德炀和”的理想状态放到生命实践的首要地位来对待。“圣人”在《淮南子》中有时与“真人”一样是以非世俗的形象出现的，而且身上也显示出人格的神仙化。“圣人内修道术，而不外饰仁义，不知耳目之宣，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寻九天，横廓六合，揲贯万物，此圣人之游也”^[53]。这里的“圣人”与“真人”在思想内涵上是一致的，唯一的区别就是《淮南子》特别强调了“圣人”对“仁义”的排斥和对“道术”的推崇。但有时“圣人”在《淮南子》中又会表现出一些的现实世界眷恋，缺少“真人”那种完全超脱的精神。“圣人虽有其志，不遇其世，尽足以容身，何功名之致也！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行，则有以任于世矣”^[54]。但不论是“真人”，还是“圣人”，都极力脱离世间事物的束缚，追求超越性的生命状态，实现精神之和。因此，“真人”“圣人”在《淮南子》而言，都已被视为非世俗的、超越性的生命存在，被赋予了神仙化的理想人格，所以只有他们才能在身体和精神上达到“忘肝胆，遗耳目，独浮游无方之外”^[55]的生命境界。

《淮南子》之“游”中的“真人”等对宇宙、万物都有着深刻的生命体验，其对“游”的理想生命状态的追求与实践都建立在这种对现实世界的哲学反思之上。“古之真人，立于天地之本，中至优游，抱德炀和，而万物杂累焉，孰肯解构人间之事，以物烦其性命乎”，“圣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为欢不忻忻，其为悲不惙惙”，“慷慨遗物，而与道同出”^[56]，对于“真人”等而言，天地是其存在的理想环境，而世俗世界的一切欲望都是生命的负累，只有“穷而不慑，达而不荣，处高而不机，持盈而不倾，新而不朗，久而不渝，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才能在精神上“随天地之所为”，而“与道沈浮俯仰”^[57]。“真人”需要在意的并不是什么功名利禄，也不需要讲求什么世俗的仁义、智慧。“有真人然后有真知”^[58]，因为世俗之人“所立身者不宁”，“所持者不明”，所以他们无法像“真人”一样获得对生命与世界的真实的洞察和认识。“真人”由于具有明了“真知”的超凡能力，所以也就能体验不同于普通人的生命状态，“若夫真人，则动溶于至虚，而游于灭亡之野，骑蜚廉而从敦圄”^[59]。对“真人”而言，其精神是处于虚无之中的，是游于天地之间的，是徜徉尘垢之外的，真正要关心的事情只是如何使自身精神合乎“道”的规律，“唯体道能不败”^[60]，以此在治身、养性的过程中实现永久的长生，如同王乔、赤松子一样进入到“乘云游雾”的生命状态。

“真人”在实现《淮南子》之“游”的生命境界时，对生命存在实际上具有了一种自我反观，寻求超脱的信仰意识。生命对“真人”而言，不仅只是一种具体的存在方式，而且具有超越现实世界的局限性，进入到理想的生命状态的精神追求。虽然《淮南子》中的“真人”十分讲究养生之道，探究不死之术，“闭四关，止五遁”，“闭四关则身无患，百节莫苑，莫死莫生，莫虚莫盈”^[61]，表面看起来似乎仍留有一些世俗的烟火气息，但实际上真人在精神上是彻底超脱的。他们对于身体的关注根本地源于对生命本质的追寻，他们的治身、养性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其目的都在于陶冶自身的心性，“慷慨遗物，而与道同出”。正是“达于道者，返于清净”^[62]的生命状态中，“真人”才能实现“动溶于至虚，而游于灭亡之野”的理想追求。因此，当“真人”进入到精神之“游”的状态时，其生命意识实际上已转化为一种内在的生命信仰。对“真人”而言，这是实现生命超脱，进入“同气于天地，与一世而优游”^[63]的自由状态的必然途径。(www.xing528.com)

《淮南子》之“游”与《庄子》相较而言，在生命意识上是十分相近的，但是在形成初步的生命信仰上却有着很大的区别。虽然《庄子》之“逍遥游”也体现出一种自由、超脱的人生境界，也是将“真人”“至人”或“圣人”等视为实现理想的生命状态的主体存在，但总的看，《庄子》之“游”更多地是反映作为知识精英的“士人”所具有的生命意识，是对现实世界中生命主体所感受到的种种“痛苦的体验”的一种内在而生的“精神反抗”^[64]。虽然《庄子》“热爱生命”，“高情远趣，创造一个辽阔的心灵世界”，然而“他的高超秀脱，内心却有其沉痛处”^[65]。因此，《庄子》对现实世界的局限性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以此来彰显出“游”的生命状态对士人精神所具有的解脱的意义。但《庄子》之“游”缺少《淮南子》那样从生命意识走向生命信仰的历史冲动，“真人”等理想的生命主体在人格上的神仙化意味也没有后者强烈。而《淮南子》对“游”的生命思考则比较充分地显示出“真人”等生命主体的自我解脱的意识，不仅在精神上强调对生命存在之“道”的反思，而且在养生上受到神仙方术的影响而讲求不死之术，这都促使《淮南子》之“游”不再是简单地承袭于《庄子》，而是向着“不愿做人而要做神仙”^[66]的信仰方向有所变化和发展了。

总之，“游”在《淮南子》中具有生命意识信仰化的思想倾向，这对“真人”等生命主体的存在而言，是根本的自我解脱之路。《淮南子》对“游”不同于《庄子》的诠释，折射出秦汉时期随着黄老道家的历史发展而逐渐萌生的生命信仰意识的增强。虽然《淮南子》中生命信仰的产生与发展还是初步的，并不成熟，但其中已经开始表现出生命的自我解脱的思想倾向，在“世俗的贵族思想体系中注入了生命关怀和生命自救思想”^[67]。应该说，这是《淮南子》之“游”与《庄子》之间历史性的差异，也是前者对后者进行思想扬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