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对奢靡之害的黄老省思

“经古今之道，治伦理之序，总万方之指，而归之一本，以经纬治道，纪纲王事”^[88]，作为融纳百家之学的“汉初黄老学的理论总结”^[89]，《淮南子》始终凸显强烈的“求治”意识，试图从历史上的王朝兴衰中有所反思与借鉴，为西汉政权的长治久安探索出较为理想的政治方案。鉴于“秦人致败之由，在严酷，尤在淫侈”^[90]的历史教训，《淮南子》立足黄老道家，深刻认识到，任何王朝的稳定发展，都必须建立在统治者推行“善政”的基础上，这就要求统治者坚持“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91]的政治理念，能践行清净无为、休民养息的基本政策，不走纵欲害民、奢靡误国的暴政之路。“人主急兹无用之功，百姓黎民，憔悴于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92]，从这种认识出发，《淮南子》在政治哲学上强调，统治者应体“道”无为、清静“治身”，进而在实践中以身治促国治，节嗜欲而去奢靡，根本上避免身、国异治的亡秦之失，推动西汉王朝践行善政，走向“通治”。

其一，《淮南子》认为，善政始于“治身”，奢欲导致暴政，因此统治者应体“道”而行，清静以修身，避免秦王朝因奢欲而败亡的历史覆辙。

“清静为天下正”^[93]，在黄老道家认为：“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94]也就是说，统治者在政治上应坚持“至正者静，至静者圣”^[95]的基本原则，“清静”自守，善于“治身”，减少各种贪婪的现实物欲，能“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96]，只有如此，方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97]，实现理想的政治发展。对黄老道家的这种政治理念，《淮南子》深为认同。“主者国之心”，《淮南子》认为，正因为“人主处权势之要，而持爵禄之柄”^[98]，所以统治者的“治身”与否对王朝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在《淮南子》看来，秦王朝之所以会分崩瓦解，统治者不顾“治身”，只知纵欲奢靡在其中起到极为消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入刍槁，头会箕赋，输于少府”，秦王朝的统治者广建宫厦，贪图享乐，虐民为务，在政治上好大喜功，唯欲是从；另一方面，广大民众则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99]，难以喘息，濒于待毙，这种强烈的现实反差凸显秦王朝的统治者在“治身”问题上的严重缺失，最终成为其速亡的重要内因。

基于此，《淮南子》在政治上强调：“达于道者，反于清静”^[100]，“清静无为，则天与之时”，认为只有统治者能体“道”而行，懂得“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故本任于身，不敢对以末”^[101]的深刻政理，理性调控和节制自身欲望，避免纵欲奢靡之行，才真正实现以民为本、兴民之利的善政，促进王朝良性发展。由此，《淮南子》明确指出，在“君欲”和“民欲”之间，正因秦王朝的统治者在现实中做出两极化的政治选择：极端化满足前者，同时极端化压制后者，所以最终只能造成“秦王之时，或人葅子，利不足也”的消极结果，走上一条“与民为仇”的不归路，导致“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102]。在《淮南子》看来，秦王朝的这种“治身”之失，与其奢靡成习密不可分，其中的历史教训值得西汉统治者深为警戒，因此在政治哲学上，《淮南子》承继黄老思想，主张：“廉而能乐，静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与言道矣”^[103]，试图促动汉武帝“清静”自守，继续奉行汉初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

其二，《淮南子》认为，善政在“无为”而“治国”，膨胀奢欲、过度“有为”的政治发展必然导致王朝走向暴政，秦王朝之速亡即堪为显例。

在《淮南子》而言，秦王朝的政治实践太过“有为”，不论是政治，抑或战争，都建立在罔顾民生、滥用民力的基础上。“二世皇帝，势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为郡县。然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兴万乘之驾，而作阿房之宫，发闾左之戍，收太半之赋，百姓之随逮肆刑挽辂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万之数，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宁，吏民不相憀”^[104]，“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当此之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105]。由此可见，秦王朝的发展完全背离“君道者，非所以为也，所以无为也”的根本原则，更与黄老所言“上德无为而无以为”^[106]“事恒自施，是我无为”^[107]的政治哲学相去甚远。这种王朝发展在《淮南子》看来，其本质只能是满足统治者一己之奢欲的“有为”政治，与民众利益背道而驰，其结果必然是造成虐民之恶政。从这种认识出发，《淮南子》立足黄老思想，深刻批判秦王朝“挬拔其根，芜弃其本”，“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的极端功利化政治，认为正是过度“有为”的法家“治国”之道，最终促使秦王朝为“民之所以仇也”^[108]，沦于崩解。

其三，《淮南子》认为，善政以民为本，暴政则视民为末，而统治者是否在实践中体现出奢靡之习，这成为衡量王朝发展能否实现善政的风向标，进而也深刻影响到秦、汉王朝的兴衰成败，长治久安。

如黄老所言：“节民力以使，则财生，赋敛有度则民富”^[109]，《淮南子》也指出：“岁，民之命；岁饥，民必死矣。为人君而欲杀其民以自活也，其谁以我为君者乎。”^[110]但《淮南子》认为，秦王朝的统治者毫无这种“重民”思想，只知“凿五刑，为刻削”，任法滥刑以残民，唯逞专制君主之奢欲暴行，完全是“上好取而无量，下贪狼而无让，民贫苦而仇争，事力劳而无功，智诈萌兴，盗贼滋彰，上下相怨，号令不行。执政有司，不务反道矫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的“末世之政”^[111]。“人主租敛于民也。必先计岁收，量民积聚，知饥馑有余不足之数，然后取车舆衣食供养其欲”^[112]，与《淮南子》所言截然相反，秦王朝的统治者“骄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仿之，设房闼，备厩库，缮雕琢刻画之好，博玄黄琦玮之色，以乱制度”^[113]，“一日而有天下之富，处人主之势，则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专在于宫室台榭，陂池苑囿，猛兽熊罴，玩好珍怪”^[114]，其政治实践并非是“要使君、民二者的利益趋于一致，从而确保君本与民本并行不悖、相得益彰”^[115]，而是只讲片面之“君本”，在很大程度上轻视和忽略“民本”，将“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的政治原则本末倒置，成为“君者国之本也，民者国之末也”，在纵欲奢靡、肆意妄行中推动王朝走向暴政之路。

《淮南子》认为，当秦王朝的统治者“取民则不裁其力，求于下则不量其积，男女不得事耕织之业，以供上之求，力勤财匮”^[116]之时，就已将自己推到民众的对立面，孰不知“天地之间，四海之内，善之则吾畜也，不善则吾仇也”^[117]，极端化的“君本”，非但不能真正取消“民本”的政治地位，相反，其终将陷于“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的历史窘境。从这种意义而言，统治者在政治上唯以奢靡是务，其根本弊害就在于割裂和对立了君民关系，以致践踏“民为邦本”的根本原则，最终只能陷入奢靡生、政变乱，而政愈乱、愈奢靡的恶性循环之中，致使王朝发展积弊难返，只能在剧烈的政治变动中走向衰亡。由此可见，《淮南子》在政治上不仅认识到奢靡之习对统治者理性“治身”的危害性，而且洞察到，奢靡之行从本质而言，会严重削弱王朝发展的政治基础，从根本上损害统治者的“治国”实践。作为西汉前期的黄老之作，《淮南子》的这种政治认识，不可谓不深刻。正是基于此，反对奢靡、力求善政的“民本”思想才会在《淮南子》中得到历史性的彰显，而且在协调“君本”与“民本”关系时，《淮南子》也“力图在不改变君主民仆地位的前提下，保持两者的平衡、和谐”^[118]，竭力避免秦王朝只重“君本”、轻视“民本”的政治教训。

综上所述，“康沉而流湎者亡”^[119]，在专制君主为核心的王朝政治中，如何去奢靡之欲，求利民之善政，这成为《淮南子》深切关注和思考的重大问题。秦王朝之速亡已充分证明：对王朝而言，“奢靡”之于统治者绝非一般的政治行为，而是深刻影响到统治者的善政实践，成为内在决定王朝能否良性发展的重要内因。因此《淮南子》强调：“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憎，适情性，则治道通矣”^[120]，认为统治者不能只讲“治国”，而是必须“治身”为先，在“民本”理念基础上，以身治促国治，实现身国同治，促使王朝走向“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121]的理想发展。《淮南子》这种反对奢靡、追求善政的可贵思想，虽然其本质仍在于维护和巩固专制君主政治，但却体现出鲜明“民本”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吸取先秦人本主义思潮的精华，总结了秦汉黄老‘无为而治’的历史经验，构建了一种倡扬主体意识、肯定主体地位和作用”^[122]的治国理念，试图在深刻的“过秦”中谋求理性的“戒汉”^[123]，对西汉统治者有所劝诱、规谏，促其自觉坚持清净无为、节欲去奢的黄老思想，继续推行既有利于民众生存和发展，也有益于王朝长治久安的善政。应该说，若论“奢靡”之害而言，《淮南子》在西汉思想史上可谓深刻而独到，尤其是其从黄老立场出发，对奢靡与统治者、王朝政治的内在联系的理论反思，不仅对秦汉道家政治思想有所丰富，而且对西汉王朝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

【注释】

[1]初稿发表于《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荣获2015—2016年度安徽理工大学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收入本书时标题及文字内容有修订。

[2]戴黍：《经典的源流及其意义——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淮南子〉》，《学术研究》，2005年第6期。

[3]《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37页。

[4]《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52页。

[5]《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47页。

[6]孙家洲：《中国古代思想史》（秦汉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7～135页。

[7]《淮南子集释·诠言》，第997页。

[8]《淮南子集释·本经》，第585页。

[9]《淮南子集释·齐俗》，第800页。

[10]《淮南子集释·本经》，第561页。

[11]《淮南子集释·诠言》，第998页。

[12]《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34页。

[13]《淮南子集释·诠言》，第1002页。

[14]《淮南子集释·缪称》，第705页。

[15]《淮南子集释·精神》，第531页

[16]《淮南子集释·览冥》，第498页。

[17]《淮南子集释·本经》，第589～596页。

[18]《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85页。

[19]《淮南子集释·本经》，第579～580页。

[20]《淮南子集释·齐俗》，第826页。

[21]《淮南子集释·说山》，第1138页。

[22]《淮南子集释·说林》，第1181页。

[23]《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82页。

[24]《淮南子集释·缪称》，第756页。

[25]《淮南子集释·说山》，第1123页。

[26]《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26页。

[27]《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42～943页。

[28]同上，第971页。

[29]《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99页。

[30]刘泽华：《王权思想论》，第90页。

[31]《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52页。

[32]《淮南子集释·道应》，第853页。

[33]《淮南子集释·说林》，第1201页。

[34]《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07～1408页。

[35]《淮南子集释·齐俗》，第822页。

[36]同上，第826页。

[37]《淮南子集释·道应》，第851页。

[38]《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37页。

[39]《淮南子集释·缪称》，第731页。

[40]《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01页。

[41]《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51页。

[42]《淮南子集释·修务》，第1318～1320页。

[43]同上，第1318页。

[44]同上，第1322～1324页。

[45]《淮南子集释·原道》，第68页。

[46]《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37页。

[47]《老子注译及评介·十二章》（修订增补本），第104页。

[48]《淮南子集释·俶真》，第143页。

[49]《淮南子集释·精神》，第513～514页。

[50]《淮南子集释·俶真》，第105页。

[51]《淮南子集释·精神》，第520页。

[52]《淮南子集释·俶真》，第147页。

[53]《淮南子集释·缪称》，第728～729页。

[54]《淮南子集释·俶真》，第148页。

[55]《淮南子集释·精神》，第531页。

[56]《淮南子集释·精神》，第522页。

[57]《淮南子集释·原道》，第70页。(www.xing528.com)

[58]《老子注译及评介·三章》（修订增补本），第67页。

[59]《老子注译及评介·十六章》（修订增补本），第121页。

[60]《黄帝四经今注今译·经法·名理第九》，第188页。

[61]《淮南子集释·原道》，第59页。

[62]同上，第48页。

[63]同上，第63页。

[64]同上，第81页。

[65]《淮南子集释·俶真》，第149页。

[66]《老子注译及评介·四十八章》（修订增补本），第243页。

[67]《老子注译及评介·五十七章》（修订增补本），第275页。

[68]《淮南子集释·缪称》，第756页。

[69]《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76页。

[70]《淮南子集释·览冥》，第496页。

[71]《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45页。

[72]同上，第1270页。

[73]《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59页。

[74]《淮南子集释·诠言》，第992页。

[75]同上，第1012页。

[76]《老子注译及评介·十三章》（修订增补本），第108页。

[77]《老子注译及评介·二十六章》（修订增补本），第166页。

[78]《老子注译及评介·四十四章》（修订增补本），第234页。

[79]《淮南子集释·原道》，第68页。

[80]同上，第73页。

[81]同上，第74页。

[82]《淮南子集释·精神》，第531～533页。

[83]同上，第533页。

[84]《淮南子集释·原道》，第68页。

[85]《淮南子集释·精神》，第552页。

[86]《老子注译及评介·四十五章》（修订增补本），第236页。

[87]《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49页。

[88]《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52页。

[89]丁原明：《黄老学论纲》，第301页。

[90]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91]《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85页。

[92]同上，第625页。

[93]《老子注译及评介·七十七章》（修订增补本），第334页。

[94]《黄帝四经今注今译·经法·道法第一》，第10页。

[95]同上，第16页。

[96]《老子注译及评介·二章》（修订增补本），第60页。

[97]《老子注译及评介·五十七章》（修订增补本），第275页。

[98]《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47页。

[99]《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42～943页。

[100]《淮南子集释·原道》，第41页。

[101]《淮南子集释·道应》，第851页。

[102]《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55页。

[103]《淮南子集释·诠言》，第1039页。

[104]《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62～1063页。

[105]《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88～1290页。

[106]《老子注译及评介·三十八章》（修订增补本），第206页。

[107]《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十大经·名刑第十五》，第336页。

[108]《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47页。

[109]《黄帝四经今注今译·经法·君正第三》，第67页。

[110]《淮南子集释·道应》，第866页。

[111]《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11页。

[112]同上，第681页。

[113]《新语校注·无为第四》，第77页。

[114]《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52页。

[115]戴黍：《〈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第103页。

[116]《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84页。

[117]《淮南子集释·道应》，第874页。

[118]王绍东：《论“亡秦之鉴”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秦汉研究》，2009年，第145～152页。

[119]《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十大经·三禁第十》，第298页。

[120]《淮南子集释·诠言》，第996页。

[121]同上，第998页。

[122]陈广忠、梁宗华：《道家与中国哲学》（汉代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4页。

[123]庞天佑：《论中国古代的历史总结与国家盛衰》，第59～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