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道治天下，揭示奢靡之害

奢靡之于统治者，根本而言，虽极为有害，但却少有统治者能自觉克服，常见者大都是“肥肌肤，充肠腹，供嗜欲”^[40]，“纵欲适情，欲以偷自佚，而塞于大道也”^[41]，因此《淮南子》清醒指出，“人之所以乐为人主者，以其穷耳目之欲，而适躬体之便也”。但是《淮南子》在思想上也明确强调：“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圣人践位者，非以逸乐其身也”，认为统治者之所以掌握至高权力，其根本目的在于“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42]。正因为现实社会发展中“强掩弱，众暴寡，诈欺愚，勇侵怯，怀知而不以相教，积财而不以相分”，所以才需要“立天子以齐一之”^[43]。所以《淮南子》在政治上坚决主张：“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警醒统治者应积极践行“志不忘于欲利人也”^[44]的基本理念，“治身”为先，“治国”为重，力求实现身国同治的理想发展，而非纵嗜欲，求私利，走向丧身亡国。

首先，《淮南子》认为奢靡之习如要根本解决，统治者就必须“治身”为先，坚持“本任在身”的政治原则。

“圣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45]，在《淮南子》看来，这是统治者应追求的修养境界。“清净恬愉，人之性也”^[46]，对统治者而言，也是如此。只是由于统治者在政治上拥有特殊的权位，致使其易于走向纵欲享乐之路。因此，基于黄老道家，对如何在政治上促使统治者节嗜欲、去奢靡，《淮南子》主张：一则治身首在养“性”，统治者才能清静寡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47]，受老子思想影响，《淮南子》也认为：“水之性真清而土汩之，人性安静而嗜欲乱之”^[48]，“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声哗耳，使耳不聪；五味乱口，使口爽伤；趣舍滑心，使行飞扬：此四者，天下之所养性也，然皆人累也”^[49]，故此其主张：“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镇抚而有之，毋迁其德”，认为“静漠恬澹，所以养性也；和愉虚无，所以养德也。外不滑内，则性得其宜，性不动和，则德安其位”^[50]，将善养其“性”视为统治者能清净寡欲的关键所在。

二则治身次在静“心”，统治者应该内得其乐。“心者形之主也，而精神者心之宝也”^[51]，“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于虚则消铄灭息”^[52]，由此《淮南子》指出：“贪婪者，非先欲也，见利而忘其害也”^[53]，认为统治者这种奢靡之习实乃其利欲之心作祟使然，所以若要使其从根本上节制嗜欲，就必须能促其在政治修养上懂得静“心”。“圣人有所于达，达则嗜欲之心外矣”^[54]，正因为圣人在内心中能“轻天下则神无累矣，细万物则心不惑矣”^[55]，不为现实的各种物质欲望所桎梏，所以才能“心志专于内，通达耦于一”^[56]，避免“不以内乐外，而以外乐内”^[57]的歧误，实现身治而真乐。

三则治身还贵守“虚”，统治者方能与道合一。黄老道家主张：“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58]，“致虚极，守静笃”^[59]，“故唯执道者能虚静公正，乃见正道，乃得名理之诚”^[60]，视守“虚”为治身的重要内容，认为统治者不论是治民，抑或自治，都应以“虚”为贵，即能在实践上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淮南子》对此深有继承和发挥，强调“有生于无，实出于虚”^[61]，因此“得道者志弱而事强，心虚而应当”^[62]，“嗜欲不载，虚之至也”^[63]，认为真正高明的统治者能毫不束缚权位之尊、奢靡之欲，“是故不待势而尊，不待财而富，不待力而强，平虚下流，与化翱翔”^[64]，在治身上“贵虚者以毫末为宅也”，始终“静漠虚无”，“游心于虚也”。而且《淮南子》认为，只有当统治者“神无所掩，心无所载，通洞条达，恬漠无事，无所凝滞，虚寂以待”，才能“势利不能诱也，辩者不能说也，声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滥也，智者不能动也，勇者不能恐也”^[65]，实现“与道合一”的身治状态。

其次，《淮南子》认为奢靡之习如要真正克服，统治者就必须“治国”为重，坚持“清静”“无为”的政治理念。(www.xing528.com)

老子曾言：“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66]，认为现实的政治发展应“无为”而治，能达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67]的理想状态。对老子的这种治国思想，《淮南子》十分认同。“福生于无为，患生于多欲”^[68]，《淮南子》认为：“所谓为善者，静而无为也；所谓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69]，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上的“善”与“不善”，归根结底，都在于其是否能无为而治国，而非治国以多欲。因此从内政而言，如果统治者坚持清净休民的基本政策，那么民众便能正常的生产与生活，“得安其情性而乐其习俗，保其修命而不夭于人虐也”^[70]。相反，如若统治者“气充志骄，淫侈无度，暴虐万民”^[71]，“用民不得休息也”，则必然是“民以敝矣”^[72]。从外交而言，统治者的积极有为，往往意味着发动“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的兼并战争，完全是为一己私欲，并非“与万民共享其利”，因此其结果也只能是“民胜其政，下畔其上”^[73]。《淮南子》还深切指出：“无为而宁者，失其所以宁则危；无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则乱”^[74]，极力主张：“君道者，非所以为也，所以无为也”^[75]，认为统治者只有在治国上践行清净无为的政治理念，才能真正节制奢靡贪欲，减少暴乱之行，促进王朝政治的稳定发展。

最后，《淮南子》认为奢靡之习如要有效避免，统治者就必须身国同治，实现自身欲望与王朝政治之间的良性平衡，不因嗜欲而乱政，以致丧身亡国。“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76]，从老子以来，道家便认为“治国”与“治身”不可两分，尤其对统治者而言，身治具有特殊的政治意蕴，能直接影响与决定统治者的治国实践。老子认为：“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并慨叹：“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77]，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对现实中统治者贪图享受、奢靡成习的深刻批判。基于这种政治反思，老子向统治者深切指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78]与老子相契合，《淮南子》对统治者的享乐之欲、奢靡之习也有着同样反思。“圣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在《淮南子》看来，统治者所追求的世俗享乐，并非真正的快乐，于己于身皆无所益，“虽以天下为家，万民为臣妾，不足以养生也”。统治者只有治身为先，能“吾独慷慨，遗物而与道同出”，才能真正“有以自得之也”^[79]。由此，《淮南子》在思想上主张：“天下之要，不在于彼而在于我，不在于人而在于我身，身得则万物备矣”^[80]，明确将“治身”视为“治国”之先务，强调“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则与道为一矣”^[81]，认为统治者应以身治促国治，在“道”治其身、贵在“自得”中实现身国同治。

但从现实而言，《淮南子》也清醒地看到：“今高台层榭，人之所丽也，而尧朴桷不斫，素题不枅；珍怪奇异，人之所美也，而尧粝粢之饭，藜藿之羹；文绣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尧布衣掩形，鹿裘御寒”^[82]，与尧、舜那样的圣王相较，后世的统治者并无“养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忧”^[83]的理性认识，相反却往往是“以其穷耳目之欲，而适躬体之便也”，在政治上穷极奢侈、肆欲妄行。因此，与其说《淮南子》在思想上是力求促使统治者完全戒除贪欲，毋宁说是试图警戒统治者明晓奢靡之害，促其在一定程度上协调自身欲望与王朝政治的内在关系，兼治身国，实现善政，避免任欲而为、纵欲虐民的败亡之路。也正因此，《淮南子》提出：“吾所谓乐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为荣，不以廉为悲，与阴俱闭，与阳俱开”^[84]，认为真正的君主之乐，并非奢靡享受，而是清静自守。

简言之，“夫人主之所以残亡其国家，损弃其社稷，身死于人手，为天下笑，未尝非为非欲也”^[85]，《淮南子》深刻认识到奢靡之害对统治者的消极影响，因此在思想上强调，统治者应避免老子所言“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86]的现实局限，能“治身”为先，践行“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的政治原则，实现“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87]的王朝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