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朝政治中，“由于权力支配着社会，君主的一言一行都会对社会政治局面发生重大的影响”，对国家治乱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30]，《淮南子》对此也有着深刻认识，所谓“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延颈举踵而望也”[31]，“夫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在君行赏罚”[32]。“循绳而斫则不过，悬衡而量则不差，植表而望则不惑”[33]，《淮南子》认为，如果统治者自身享乐是从、奢靡唯务，就无法做到“行足以为仪表，知足以决嫌疑，廉足以分财，信可使守约，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那“上唱而民和，上动而下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背贪鄙而向义理，其于化民也，若风之摇草木，无之而不靡”[34]的政治局面便难以实现，而其结果最终也只能与此相反。“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诈伪，饰众无用，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于养生之具。浇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朴，牿服马牛以为牢”，正因为统治者在政治上的消极实践与反面示范，才促使社会风俗日渐恶化，导致“百姓糜沸豪乱，暮行逐利，烦挐浇浅，法与义相非，行与利相反”，这在《淮南子》看来，“虽十管仲弗能治也”[35]。因此，“世治则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法弗能禁也”[36]，《淮南子》认为，若想让民众形成朴质风俗，那统治者就应深明“本任在身”[37]，“仪表规矩，事之制也”[38]的道理，节嗜欲而去奢靡，先正己而后责民，如此才能稳定社会秩序，实现王朝的良性发展。
总之，“唐、虞之举错也，非以偕情也，快己而天下治；桀、纣非正贼之也，快己而百事废”[39]，《淮南子》认为任何王朝的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深受“人主之欲”的现实影响。换句话说，统治者如能清静寡欲、无为治国，则其王朝发展易于走向善政，反之，统治者必然是在奢靡纵欲、虐民自恣中将王朝发展推向暴乱之政。(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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