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者国之心，心治则百节皆安，心扰则百节皆乱”[14]，《淮南子》认为王朝政治能否稳定发展，关键在于统治者，但在现实中，“人之所以乐为人主者，以其穷耳目之欲，而适躬体之便也”[15]，统治者由于掌握至高的政治权力，又难以被有效约束，极易肆欲妄为、奢靡成习，甚至于为满足一己之私欲，“凿五刑，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16]。正因为此，《淮南子》认为：“凡乱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不论是“大构驾，兴宫室，延楼栈道”的“遁于木”，“凿污池之深，肆畛崖之远，来溪谷之流，饰曲岸之际，积牒旋石，以纯修碕……龙舟鹢首，浮吹以娱”的“遁于水”，“高筑城郭，设树险阻，崇台榭之隆，侈苑囿之大，以穷要妙之望，魏阙之高，上际青云，大厦曾加，拟于昆仑”的“遁于土”，还是“大钟鼎，美重器，华虫疏镂，以相缪
……曲成文章，雕琢之饰，锻锡文铙”的“遁于金”，“煎熬焚炙，调齐和之适，以穷荆、吴甘酸之变，焚林而猎，烧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销铜铁，靡流坚锻，无厌足目”的“遁于火”[17]，都只能是“犹未能赡人主之欲也”，根本无法完全满足统治者放纵难抑的人性欲望，其结果必然是“贪主暴君，挠于其下，侵渔其民，以适无穷之欲，则百姓无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18]。这种“贪主暴君”在以往的历史中屡见不鲜，如桀纣、秦皇者即是其中典型：“晚世之时，帝有桀纣，为旋室、瑶台、象廊、玉床，纣为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财，罢苦万民之力，刳谏者，剔孕妇，攘天下，虐百姓”[19]，“秦王之时，或人葅子，利不足也”[20]。由此，《淮南子》深切指出：“欲无穷”[21]，如果统治者只知“欲小快而害大利”[22]，那其政治发展难免“祸之所从生者，始于鸡足；及其大也，至于亡社稷”[23]的结局。(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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