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行政管理思想的基本原则与道治天下

《淮南子》在治国上坚持无为而治的总体思路，但从实际出发，又提出从事行政管理的一些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因循”“守柔”“持后”和“不争”，其中“因循”最为重要，也最具特色，而“守柔”“持后”和“不争”都与之密切相关，对前者的政治内涵有所充实深化。《淮南子》之所以强调因循原则，是希望为政者能充分借助和发挥国家政治中的有利因素，减少盲目躁动的有为举措，使自身主观性的治国举措与现实的政治发展规律实现内在的一致性，善于在因顺后者的过程中积极发挥出国家治理的主体性功能，进而取得治国实效的最大化。在先秦道家思想中，“因”不仅是政治哲学的重要概念，“无为之道，因也”^[83]，而且是治国思想付诸实践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因者，君术也”^[84]。老子对“因”尽管并未直接论及，但其所言“无为”“道法自然”“柔弱”与“不争”等思想，却成为以后黄老道家“因论”的理论基础。出于强烈的治国诉求，《淮南子》对因循的思想诠释，主要受到黄老道家的辐射，政治的实用性、功利性较为突出，但是老庄道家偏重于自然主义的“因论”，对《淮南子》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先秦道家的这种双重作用，使《淮南子》的因循思想更具丰富深厚的政治内涵，成为秦汉时期道家“因论”的集大成者。

作为重要的治国原则，因循在《淮南子》行政管理思想中有着多方面的渗透和表现，与《淮南子》对“帝王之道”“治国之道”的政治思考紧密结合。

一是为君之道，要在因循。在道家政治思想中，君主南面之术始终是核心议题之一，《淮南子》亦也不例外。视“因循”为君主有效管理国家的重要原则。“三代之所道者，因也”^[85]，君主在治国上要善于因循，这是夏、商、周三代取得成功的政治经验，《淮南子》甚至认为：“能因，则无敌于天下。”^[86]正由于因循的重要性，《淮南子》主张君主在国家管理中灵活运用这一原则，把因循作为主术的核心内容来展现，“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87]，“主道员者，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88]。《淮南子》还要求君主不违背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因循自然以治国，“修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89]，以无为的精神解决实际的政治问题，“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90]。《淮南子》强调，君主对国家的政治管理需要合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善于因时制宜以取得实效，在“君道”上突出因循思想，根本目的仍是指向道家的无为而治。其中可贵之处在于，《淮南子》深刻认识到为政者自身能力的有限性，更加突出国家管理的合规律性，反对为政者轻忽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而过度从事主观有为的治国实践，“人知之于物也，浅矣。而欲以遍照海内，存万方，不因道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达矣”^[91]。

二是因资用人，循名责实。^[92]《淮南子》在人才的发现、使用和管理过程中，十分强调因循原则的贯彻和运用。首先，君主应善于发挥人才资源优势，以利于延展和强化其管理国家的能力：“君人者，不下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93]其次，君主应针对人才的不同特点和类型扬长避短、区别使用，“因其资而用之也”^[94]，“各用之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95]，使“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如此更能促进官僚政治的合理发展，形成“用宜其人”的有利局面。再次，君主应因循法度刑名来管理人才，“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言不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君主“并用周听”“循名责实”，确保“群臣公正，莫敢为邪，百官述职，务致其公迹也”^[96]。

三是因民之性，化风齐俗。《淮南子》重视社会风俗的行政引导和管理，将良好风俗的形成视为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认为为政者不论是对民众的有效管理，还是对社会风俗的积极涵育，都应体现因循原则。首先是因民性情，足民之用，使为政者和民众之间建立良性的政治合作关系。“人之情，不能无衣食”^[97]，为政者只有从实际出发，采取合理的政治举措，满足民众的生存发展所需，才能让民众为己所用，成为国家政治的稳定基础，“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求民为之劳也，欲民为之死也。民之所望于主者三：饥者能食之，劳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98]。其次是因民性而治风俗，因礼节而行教化，强化对民众的风俗引导，使其处于安定有序的社会生活之中。“圣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涤荡之，故因则大，化则细矣”，为政者对社会风俗的行政管理，不应脱离民众的实际发展，而是能根据民众所需积极引导、扬善去恶，以此“移风易俗”，因俗为治，“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约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县而不用”^[99]。《淮南子》特别指出，为政者不但要改造利用已有的社会风俗，而且要主动制礼作乐，规范和节制民众的“好色之性”“饮食之性”“喜乐之性”和“悲哀之性”，从而教化民众，提升社会风俗的政治文明内涵，充分发挥风俗作为治理国家手段的效用。(www.xing528.com)

和因循原则互为表里，“守柔”“持后”与“不争”也是《淮南子》行政管理的重要原则，与前者一同反映出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

在道家思想史上，老子首倡“柔弱胜刚强”^[100]、“不敢为天下先”^[101]、“圣人之道，为而不争”^[102]的政治观念，将“守柔”“持后”与“不争”作为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原则。老子这种认识，成为战国时期黄老道家因循论的思想来源和重要内涵，并深刻地影响到《淮南子》。基于老子的“柔弱”思想，《淮南子》在国家管理上突出因循，反对为政者强势功利的有为政治，“柔弱者生之干也，而坚强者死之徒也”^[103]，“柔之胜刚也，弱之胜强也”^[104]。《淮南子》还进一步深化和突出了柔弱的道治意义，将其与治国之道统一起来，“柔弱者道之要也”^[105]，要求为政者在国家管理上实现刚强与柔弱之间的政治转化，能够“以柔治国”，“欲刚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则刚，积于弱则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106]。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虽强调柔弱的治国原则，但并没有彻底否定刚强，而是试图对二者有所调和折中，显示出刚柔兼济的政治智慧，“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107]。

对道家柔弱治国理念的认同，在国家管理上《淮南子》还要求为政者遵循“持后”“不争”的基本原则。这种持后、不争，实质仍是无为而治，但“无为”绝非是无所作为，而是一种善于判断政治形势，进而把握时机的适时而为——“时之反侧，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时不与人游。故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禹之趋时也，履遗而弗取，冠挂而弗顾，非争其先也，而争其得时也。是故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108]。《淮南子》强调时机的重要性以及不易把握性，认为只有善于因循、能够持后，为政者方可有效掌控时机。这种持后的政治理念，即是“不为物先”，“圣人不为物先，而常制之其类，若积薪樵，后者在上”^[109]，亦即为政者在行政事务的处理过程中，应尽量避免盲目地“争其时也”，而是要审慎观察形势，始终保持自身的政治主动，以此寻求对时机的准确把握，灵活应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故此，《淮南子》曰：“得在时，不在争”^[110]，反对为政者缺乏时机观念的有为举措，主张其在国家管理中做到“其行无迹，常后而先”^[111]，“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善于“争得其时也”，能有所不为而有所为。

总之，受黄老道家“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112]思想的深刻影响，《淮南子》在行政管理上十分强调“因循”“守柔”“持后”与“不争”的基本原则，因循论成为其行政管理原则的集中体现，具有特殊的理论地位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