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无为论：行政管理思想的政治核心

《淮南子》一方面在国家发展上追求“道治”的理想目标，另一方面《淮南子》也理性指出，道治如要从一种形而上的哲学内涵转化为形而下的政治现实，就必须充分借助无为而治的行政管理方式，既在治国理念上有体现，也在治国实践中有践行。而且《淮南子》强调君主在无为而治中具有关键作用，因为从专制政治的现实出发，君主能否秉持无为思想，积极有效地管理自我与国家，实现“内圣外王”之道，将最终影响和决定国家政治的发展方向和状态。因此，《淮南子》对“无为而治”的政治诠释^[38]，始终将“帝王之道”和“治国之道”紧密相融，试图通过前者带动和确保后者的现实运作，全面发挥出君主作为国家管理者所应有的无可替代的主体作用，促使无为从一人之治走向国家之治，进而合乎道治。

《淮南子》在治国上十分反对过度的有为政治，认为：“人无为则治，有为则伤”^[39]，要求为政者管理国家应秉持无为而治、安国利民的根本精神。“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40]，《淮南子》认为国家发展中的政治乱象，往往与为政者的好大喜功、多事烦扰直接相关，这种有为政治对民众的生存发展秩序容易造成消极的影响，导致“上好取而无量，下贪狼而无让，民贫苦而忿争，事力劳而无功，智诈萌兴，盗贼滋彰，上下相怨，号令不行”的“末世之政”^[41]。但是《淮南子》又指出，在现实政治中，为政者时常意识不到治国理念上的根本歧误，非但不能改弦易辙，变有为为无为，减少自身行政实践对民众生存发展的过度干扰，反而变本加厉，造成更加混乱恶劣的局面，“执政有司，不务反道，矫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为治，无以异于执弹而来鸟，捭棁而狎犬也，乱乃逾甚”^[42]。故此，《淮南子》认为：“圣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赡，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为而成，块然保真，抱德推诚，天下从之，如响之应声，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43]，明确反对“事修其末”的有为政治，将无为视为治国之本，强调：“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44]，要求君主在内的“执政有司”应力求实现“以弗治治之”^[45]的管理状态。在《淮南子》看来，一切的求“治”之“本”都基于为政者的无”，换言之，只有为政者尽可能减少对民众社会生活的干涉行为，让其根据自身所需和利益自然发展，才能避免“夫水浊则鱼噞，政苛则民乱”^[46]的消极结果。可见《淮南子》所言的“无为”，作为一种根本的治国理念，具有内在的民本倾向，在其总体化的思想指导下，为政者的一切管理行为都要体现安国利民的基本精神，确保国家政治的良序发展。

《淮南子》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通过为政者的行政管理实践反映出来，主要包括国家经济管理、社会风俗管理、人才管理和为政者的自我管理四个方面。

第一，在国家经济管理上，突出民本意识，延续汉初以来黄老政治“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及精神，采取务实有效的行政措施，改善生产条件，解决民众基本的温饱问题，实现富国利民的发展目标。

《淮南子》认为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与否，不但事关广大民众的现实生存，更会影响到国家治理的良序发展。因此，与文景时期“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47]的重农国策相一致，《淮南子》也非常重视为政者对农业经济的管理作用，一方面，要求君主引导民众顺应自然条件，积极从事各种农业生产，解决“足用”的实际问题，“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48]；另一方面，要求君主从国家财政的岁计收支出发，合理赋税，取民有节，适时减轻民众负担，“人主租敛于民也，必先计岁收，量民积聚，知饥馑有余不足之数，然后取车舆衣食供养其欲”^[49]。秉持这种黄老无为的政治精神，《淮南子》认为贤明的为政者应能体察和同情民众的生存艰辛，进而优化对农业经济的行政管理，为民众的农业生产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使其免于饥寒困境，实现“岁登民丰”“国无哀人”的理想发展。

第二，在社会风俗管理上，主张为政者积极发挥行政管理作用，因顺民性，教化引导民众去诈除伪、移风易俗，形成有利于国家治理的良风美俗。

对国家发展中的“风俗”之弊，《淮南子》有着深刻认识：“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纪纲不张，风俗坏也。”^[50]在其看来，民间社会风俗的日渐败坏，往往意味着国家政治走向衰败，“晚世风流俗败，嗜欲多，礼义废，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胸，思心尽亡，被衰戴绖，戏笑其中”^[51]，因此为政者在国家管理上不可不认识到因风俗以治国的重要性。《淮南子》将民性比喻为水，指出：“水之性，淖以清，穷谷之污，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决而高之，使得循势而行，乘衰而流，虽有腐髊流渐，弗能污也。其性非异也，通之与不通也。风俗犹此也”。也即是说，为政者在治国上应善于根据民众性情因势利导、扬善抑恶，形成良好的社会风俗，所谓“诚决其善志，防其邪心，启其善道，塞其奸路，与同出一道，则民性可善，而风俗可美也”^[52]。由此出发，《淮南子》反对为政者在国家管理上片面以刑法治民而轻忽风俗的为治功用，明确指出：“若不修其风俗，而纵之淫辟，乃随之以刑，绳之以法，虽残贼天下，弗能禁也。”^[53]

在社会风俗的变革、移易中，《淮南子》尤为强调为政者的行政效用和影响，“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犹客之乘舟，中流遗其剑，遽契其舟桅，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类亦甚矣”^[54]。它认为一切制度风俗都应与时俱进，适应国家与民众的发展需求，而不能墨守成规不知变通，因为“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55]。由于君主在国家政治中处于核心地位，因而《淮南子》强调君主要善于运用所掌握的行政权力，来影响和塑造民众的社会习尚，使其不流于恶俗，“灵王好细要，而民有杀食自饥也；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由此观之，权势之柄，其以移风易俗矣。尧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为治，而势可以易俗明矣”^[56]，所以“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之，经诽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无被创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显之名，民孰不从”^[57]。《淮南子》认为理想的社会风俗管理方式是：“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为非，其次赏贤而罚暴”^[58]，“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希望为政者能无为而化民，因自然之性而治众，使“民交让争处卑，委利争受寡，力事争就劳，日化上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治之上也”^[59]。反之，“利赏而劝善，畏刑而不为非，法令正于上而百姓服于下”，只能是“治之末也”^[60]。《淮南子》这种对社会风俗归于自然朴质的推崇和向往，其间所蕴含的黄老治国理想及精神显而易见。

第三，在人才的行政管理上，主张君主任人唯贤，既要君臣异道而治，把用贤与“用众”结合起来，也要建立人才使用的制度机制，以法、术来管理人才，使人才真正为己所用，发挥实际的政治功效。(www.xing528.com)

（1）举贤而用。“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故一举而不当，终身伤”^[61]，《淮南子》深刻认识到，君主在现实政治中能否用人得当，对国家发展的稳定性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在反思商、周政权更替的历史教训时，《淮南子》指出：“武王伐纣，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钱，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朝成汤之庙，解箕子之囚。使各处其宅，田其田，无故无新，唯贤是亲，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62]，认为西周王朝之所以能稳固发展，与其“无故无新，唯贤是亲”的用人举措密不可分。《淮南子》进而提出：“圣主者举贤以立功，不肖主举其所与同”，要求君主在人才的发现使用上，必须以贤为重，而不能根据个人喜好来选用趋同求媚者，强调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君主行政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故观其所举而治乱可见也，察其党与而贤不肖可论也”^[63]。

（2）君臣异道。在人才使用上，强调君主与人才各有其政治地位及职责，为确保人才效用的实际发挥，二者不能混同不分。《淮南子》指出“主道”贵在“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而“臣道”则要“论是而处当，为事先倡，守职分明，以立成功也”，故此“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各得其宜，处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64]，“君臣上下，官职有差，殊事而调”^[65]。也就是说，只要君主与人才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互不侵扰对方的职责，国家政治便能合理有序地发展。

（3）用贤和“用众”相结合。对人才的发现使用，《淮南子》具有十分开阔的行政视野，极力主张君主不宜用人狭隘，而是要尽可能扩大人才选用的社会范围，因为“君人者，不下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66]。换言之，充分发挥人才的群体效应，这有助于君主拓展和强化自身管理国家的能力，不断取得政治事业的成功。《淮南子》还以“举鼎”“车马”为例形象说明君主要充分聚集、发挥众人的智力才能：“夫举重鼎者，力少而不能胜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群无绝梁，万人之聚无废功”^[67]，“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68]。强调“乘众人之智，则天下之不足有也”，而如果君主“专用其心，则独身不能保也”^[69]。所以君主在国家管理中要以人才为重，广开用人之途，避免刚愎自用、嫉贤弃才的政治错误。如果能具备用贤和“用众”有机统一的人才条件，那这种“君势”就能以“众势”为坚实基础，发挥出更大的政治效力，“夫七尺之桡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为资；天子发号，令行禁止，以众为势也”^[70]。

（4）以法、术管理人才。在专制政治中，人才的发现和使用并非易事，而是对君主的一种现实的政治考验。“天下多眩于名声而寡察其实，是故处人以誉尊，而游者以辩显。察其所尊显，无它故焉，人主不明分数利害之地，而贤众口之辩也”，“说谈者游于辩，修行者竞于住”^[71]，如果为政者重于听人之言，却忽于察人之行，则往往得不到真正的有用之才，也失去了人才选用的实际意义。针对这种用人弊端，《淮南子》从黄老立场出发，提出：“言事者必究于法，而为行者必治于官。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言不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72]，“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执下，释之而不用，是犹无辔衔而驰也，群君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术则制人，无术则制于人”^[73]，主张为政者应以法、术来管理使用人才，促使人才发挥实际的功利效用。这种强调制度化用人的行政主张，被《淮南子》视为“主术”的重要内涵：“所以因作任督责，使群臣各尽其能也。明摄权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责实，考之参伍。”^[74]以法、术为制度手段，能让为政者有效管理和使用各种人才，做到“百官条通而辐辏，各务其业，人致其功”^[75]，亦即使百官象枝条通往树干、车辐辏聚车轴一样，各自力求做好本职工作，人人皆可建功立业。

第四，主张为政者要加强自身政治修养，以无为治身，在治国理政中节制嗜欲、清静自持，做到行不扰民、欲不乱政。

《淮南子》承袭“清静为天下正”^[76]的老子思想，主张人性清静论，要求为政者既要重视外在事务的行政管理，更要完善自我的精神修养，坚持清静自守、无为治身，合理节制物质嗜欲，减少扰民乱政的政治行为。“人性安静而嗜欲乱之”^[77]，《淮南子》认为嗜欲是导致为政者心志淆乱、行为失当的重要原因，“夫人主之所以残亡其国家，损弃其社稷，身死于人手，为天下笑，未尝非为非欲也”^[78]。从历史上来说：“仇由贪大钟之赂而亡其国，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献公艳骊姬之美而乱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时葬，胡王淫女乐之娱而亡上地”，《淮南子》由此深刻指出：“使此五君者，适情辞余，以己为度，不随物而动，岂有此大患哉”^[79]，认为君主作为“国之心”，唯有合理节制嗜欲、反己于清静，方能避免随物而动所带来的政治祸患，确保自己的身心和谐和国家的稳定发展。因此《淮南子》提出：“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80]，要求为政者加强清静、无为的精神修养，在国家管理上践行“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的“君人之道”，而“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反之，“下扰则政乱，民怨则德薄；政乱则贤者不为谋，德薄则勇者不为死”^[81]。《淮南子》强调：“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节欲之本，在于反性。反性之本，在于去载”^[82]，“节欲”“反性”是为政者能否推行“安民”“足用”之政的内在前提，对其“为治之本”的政治实现具有根本影响。这种重视为政者自我管理的观点充分体现出先秦道家一贯主张的“身国同治”理念。而且《淮南子》不仅强调治身和治国的辩证统一，而且愈加突出治身在道家“治道”思想中的优先性，将政治主体的精神因素提升到决定“为治之本”的理论高度，对先秦道家内圣之学有着更进一步的历史深化和充实。

概言之，无为论是《淮南子》行政管理思想的核心内涵，作为道论的人间化的政治落实。“无为”不仅反映在为政者对国家事务的外在管理中，而且深入为政者主体修养的自我管理上，这使《淮南子》充分实现对道与人之间的政治沟通，让“道”不再局限于哲学玄思，而是更全面有效地指导国家政治的现实发展。在这种意义上，《淮南子》展示出对黄老治国趋向的务实选择，以此响应西汉统治者的强烈的治国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