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治天下：淮南子行政管理思想的哲学依据

道论是《淮南子》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也是《淮南子》行政管理思想的哲学依据。《淮南子》对“道”的理解和阐释，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道的宇宙论的哲理思辨，二是道的治国论的人间论证，这两个层面都受到先秦时期老庄哲学和黄老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历史承续中有所时代发展。

其一，在道的宇宙论思辨中，《淮南子》主要承袭先秦的老庄哲学，也受到黄老思想的一定渗透，对道的根源性、无限性、创生性和整体性有进一步的深化认识。

“道”原本是一个普通概念，意指人们日常“所行道也”，是老子将其抽象提升为“极其重要的哲学范畴”，并“第一次在中国哲学史上建立起了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7]。在道家思想发展中，老子首先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8]的观点，庄子也认为道的存在是“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9]。老庄认为道不仅是宇宙万物得以产生的终极根源，而且是宇宙万物发展演化的内在规律，“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10]，“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11]，“道者，万物之所由也”^[12]。与此相近，稷下黄老学者也主张：“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13]，而《黄帝四经》同样强调：“虚无形，其裻（寂）冥冥，万物之所从生”^[14]。

对先秦道家这种道的宇宙论思辨，《淮南子》不光认同和接受，且有着更为深入具体的哲学阐述。“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浡，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15]，《淮南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之本源，具有超越时空的无限性，无形无象地弥漫于万事万物之中。而且道充分发挥着创生、演化宇宙万物的功能，“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16]，“夫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跂行喙息，蠉飞蠕动，待而后生，莫之知德；待之后死，莫之能怨”^[17]，道成为万物发展变化必须遵循的自然规律。“道者物之所导也”^[18]，道最终能影响万物发展的前景，并决定其命运，“夫道者，无私就也，无私去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顺之者利，逆之者凶”^[19]。在《淮南子》看来，正是在这种无形无穷的存在过程中，道成为宇宙万物赖以存在、演生的终极根源和内在规律，显示出浑然不可分的整体性，“朴至大者无形状，道至眇者无度量，故天之圆也不得规，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道在其间，而莫知其所”^[20]。

其二，在道的治国论证明上，《淮南子》坚持和推崇先秦老庄哲学的“道治”理念，但是又从西汉王朝的政治现实出发，接受黄老思想的治国主张，强调道在行政管理中的具体落实和操作，凸显其应有的人间性、政治性和实用性，而不仅仅是宇宙论的哲思。(www.xing528.com)

“以道莅天下”^[21]是老子的政治理想。在他看来，为政者管理国家必须遵循道的规律，既要顺应自然之天道，又要合乎世俗之人道，因为“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22]，只有在行政管理中坚持以道治国，才能让天道与人道和谐统一，实现国家政治的良好发展。而要真正治国以道，则需要为政者在国家管理中无为而治，“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23]。和老子相比，虽然庄子更为关注道对生命个体的精神作用，但在治国上仍然认同道治理念。庄子认为：“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24]，要求为政者坚持无为的治国路线。

不同于老庄哲学，战国稷下以来的黄老思想有着更加强烈的治国诉求，尽管二者都是先秦道家的重要构成，但显然后者并不认同疏离或逃避政治的做法，而是主动强势地参与、介入，力图通过道与法、术的密切结合，赋予原本形而上的道以前所未有的形而下的政治性、实用性，形成一种适应秦汉时期政治变革趋势的治国论。作为战国后期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归本于黄老”^[25]的韩非提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26]，试图用道为其功利主义的法家治国论提供坚实的哲学支撑。《管子》亦云：“明君之重道法而轻其国也”^[27]，将道与法紧密关联，认为：“夫静与作，时以为主人，时以为客，贵得度。知静之修，居而自利。知作之从，每动有功。故曰无为者帝，其此之谓矣”^[28]，要求为政者在国家发展中，善于无为而有所为，动静得宜。《黄帝四经》更是充分展现出战国黄老的治国主张：“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見知天下而不惑矣”^[29]，“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必审观事之所始起，审其刑名。刑名已定，逆顺有位，死生有分，存亡兴坏有处，然后参之于天地之恒道，乃定祸福死生存亡兴坏之所在”^[30]，从实质上沟通道与法、刑名的内在关联，把法度刑名作为道在人间政治中重要的落实手段，变老庄哲学的以“道”治国为黄老思想的以“道法”治国。

先秦道家的道治理念，不论老庄抑或黄老，对《淮南子》的治国思想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但需指出的是，由于《淮南子》作为“王者之书”的根本立场，使得“帝王之道”“治国之道”成为淮南王刘安关注和思考的核心议题。“治在道，不在圣”^[31]，《淮南子》延续了先秦道家以道治国的根本主张，并且更为强调：“国有亡主，而世无废道”，“不因道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达矣”^[32]。《淮南子》还突出了法在国家管理上的重要效用，主张为政者治国用法：“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33]，“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执下”^[34]，要求为政者在政治实践中应做到“言事者必究于法”^[35]。这种黄老式的治国理念，在《淮南子》中多有所见，充分反映出《淮南子》道论所具有的人间性、政治性以及隐含其中的迫切希望“道”发挥治国实效的“求治”意识。

要之，《淮南子》在政治上探求国家管理之“道”，而这种道不但有着宇宙论的哲学思辨作为根本依据，而且有着治国论的人间证明作为实现途径。只有同时取得源于自然天道和国家政治的合理性支持，为政者才能创造出一种具有现实操作性的治国模式，使行政管理实践体现出道治理念及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淮南子》的“道”既被“作为万物本源的抽象的、形而上的范畴，它还被当作具体的、形而下的人间政治的基础”^[36]，促使《淮南子》产生“在思想上对道家的倾向，在政治上对黄老治术的推崇以及将二者糅合的努力”^[37]，而这最终让《淮南子》在治国上构建出理想的“无为而治”的行政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