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治天下：《淮南子》思想史论

《淮南子》的用人之道，受到战国以来黄老道家的主要影响，而且对先秦时期儒家、墨家与阴阳家的人才思想也有着多元融合，最终在西汉时代条件下，着眼于现实政治的发展需要，进行新的思想整合与熔铸。因此，《淮南子》的用人之道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呈现多元性、综合性、辩证性以及致用性的理论特色，这使得《淮南子》一书成为西汉时期黄老人才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中国古代人才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

其一，《淮南子》的用人之道，糅合黄老、儒、墨与阴阳诸家思想，既反映出兼容并蓄的多元性，也体现出理论重铸的综合性。

以道法思想为核心的黄老理念，这是《淮南子》用人之道的主要依据。《淮南子》试图将老子“道”论基础上的“无为”思想，同法家的“循名责实”主张相结合，为统治者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用人策略。《淮南子》提出：“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认为：“故有道之主，灭想去意，清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循名责实，使有司任而弗诏，责而弗教，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宝”^[50]。也就是说，统治者在治国上应当坚持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根本原则，将治理国家的具体事务交付给所用之人，而自己只需“循名责实”，适时奖惩即可。《淮南子》进而指出，统治者用人要明白“主道”与“臣道”的不同，防止二者的混淆错位，只有让自己和所用之人各司其职，各行其道，才能充分实现政治用人的有效性，“主道员者，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臣道员者，运转而无方，论是而处当，为事先倡，守职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各得其宜，处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51]。在《淮南子》看来，统治者明确了主臣之道的根本区别，就应在治国上坚持“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如此一来，统治者既不需要劳心费力，事必躬亲，又能充分掌握政治主动，有功归己，有过责臣，从而维护和巩固自己的君主权威，让所用之人“为事先倡，守职分明，以立成功也”。这种“常后”的用人之术，表现到具体政事中，便如：“夫人主之听治也，清明而不暗，虚心而弱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52]《淮南子》强调，统治者只有在用人上采取黄老式的“持后”之术，才能确保“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53]。《淮南子》中对此有着反复深入的阐述：“先唱者穷之路也，后动者达之原也”，“先者上高，则后者攀之；先者逾下，则后者蹶之；先者隤陷，则后者以谋；先者败绩，则后者违之。由此观之，先者则后者之弓矢质的也”，“故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54]。《淮南子》对“持后”思想的重视，与《黄帝四经》一脉相承，受其深刻影响。后者在治国上力主统治者以“柔”治臣，“后”发制人：“凡彼祸难也，先者恒凶，后者恒吉。先而不凶者，恒备雌节存也。后而不吉者，是恒备雄节存也”^[55]，“大庭之有天下也，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委燮恭俭，卑约主柔，常后而不先”^[56]。从中可知，从用人哲学到用人之术，糅合道法思想的黄老理念，对《淮南子》产生根本影响，而这种黄老用人思想甚至被《淮南子》提升到“治国之道”的理论高度来对待。

儒家思想对《淮南子》用人之道的影响也十分突出。孔子以来的儒家在治国上始终强调“举贤才”^[57]，认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於其朝矣”^[58]，“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59]，表现出强烈的“尚贤”精神。由于《淮南子》在思想上“持以道德，辅以仁义”^[60]，力图对道儒政治思想折中调和，将后者纳入黄老道家的政论体系中，因此儒家用人以贤的治国理念得到其重视和汲取。“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知者，知人也。爱人则无虐刑矣，知人则无乱政矣”^[61]，《淮南子》将体现儒家思想的“仁知”视为统治者的优秀品质，认为后者在用人上应该具备这种爱人重才的政治精神。儒家以“礼”待贤的主张，也为《淮南子》所认同和接受。“遇士无礼，不可以得贤”^[62]，《淮南子》很强调统治者与人才之间政治关系的良性构建，要求统治者礼遇人才，以德用人，“是故臣不得其所欲于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于臣也。君臣之施者，相报之势也。是故臣尽力死节以与君，君计功垂爵以与臣。是故君不能赏无功之臣，臣亦不能死无德之君”^[63]。《淮南子》还以“豫让”之事证明：“智伯与赵襄子战于晋阳之下，身死为戮，国分为三。豫让欲报赵襄子，漆身为厉，吞炭变音，擿齿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两主，或背而去，或欲身徇之，岂其趋舍厚薄之势异哉！人之恩泽使之然也”^[64]，正因赵襄子以“恩泽”待贤，故而豫让才会倾心报主。

《淮南子》用人重“德”、君臣相报的认识，显然受到儒家“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65]的思想影响。也正是通过融合儒家这种“礼”“德”为重的用人思想，《淮南子》对先秦法家功利主义的用人理念，实现历史性的矫正。“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66]，相较于韩非用人唯“利”的思想，《淮南子》的用人之道发生内在的思想转向，更加强调统治者与人才之间形成良好的德性伦理关系，进而实现稳固持久的政治合作，而非把二者关系片面建立在现实物质利益的基础上。此外，在人才的政治培养上，《淮南子》对儒家思想也有一定的接受，散发出浓厚的儒家气息，如“凡人之性，莫贵于仁，莫急于智。仁以为质，智以行之”，“入孝于亲，出忠于君，无愚智贤不肖，皆知其为义也”^[67]。

墨家、阴阳家思想对《淮南子》用人之道的影响，虽然不如黄老、儒家强烈，但同样是前者借鉴汲取的重要资源。“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68]，在先秦诸子中，墨子同孔子一样，在治国上都力主“以尚贤使能为政”，这不仅成为“墨子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体现出“浓郁的墨学特色，而且突显了墨子政治思想的精髓”^[69]。墨子始终坚持“夫尚贤者，政之本也”^[70]的根本立场，强调：“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己”^[71]，特别提出统治者在用人上应不论贵贱，打破身份地位的政治局限，“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72]，反对统治者任人唯亲，认为用人以贤才能形成良好的政治社会风气，励民向善，“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73]。墨子这种尊重人才和破除贵族政治束缚，大胆使用人才的“尚贤”思想，对重视用人之道的《淮南子》具有深刻影响，推动后者在秦汉时代条件下，更为注重和推崇治国以贤、人才为重的政治思想。阴阳家的“尚贤”倾向，在《淮南子》的《天文》《时则》中也反映出来。“丙子受制，则举贤良，赏有功，立封侯，出货财”^[74]，“天子命有司：发囷仓，助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使诸侯，聘名士，礼贤者”^[75]，“立夏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岁于南郊。还，乃赏赐，封诸侯，修礼乐，飨左右。命太尉，赞杰俊，选贤良，举孝悌，行爵出禄，佐天长养，继修增高，无有隳坏”^[76]，接受阴阳家的政治时序观念，《淮南子》试图将选贤任能和天道四时相结合，让统治者的用人实践突出与自然正义相一致的合理性，以此构建起“天人合一”的理想政治秩序。

在用人之道上，虽然《淮南子》内含多元的思想因素，对道、法、儒、墨和阴阳诸家都采取兼容并蓄的政治态度，但这种思想的多元化却并非拼凑糅杂，而是以黄老道家为主干，积极熔铸百家之学，因此多元的思想因素在《淮南子》用人之道中始终相互渗透、影响和融会，体现出秦汉思想所具有的突出的综合性。

其二，《淮南子》的用人之道，不论是对人才的具体观识，还是对人才的实际使用，都表现出不拘泥俗见的政治思考，具有深刻的辩证性。

在人才的观察发现中，《淮南子》认为人们在才能上存在一定的客观差异，难以简单论其“才”或“非才”，而是只能根据现实需要来显示其优劣长短。“柱不可以摘齿，筐不可以持屋，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铅不可以为刀，铜不可以为弩；铁不可以为舟，木不可以为釜”，“夫明镜便于照形，其于以函食不如箪；牺牛粹毛，宜于庙牲，其于以致雨不若黑蜧”，《淮南子》由此指出“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77]，强调统治者用人必须看到具体条件下人才存在的差异性，能够在实际使用中灵活对待。《淮南子》这种认识，有其深刻的用人哲学依据：“各用之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即万物一齐而无由相过”^[78]，“物无贵贱。因其所贵而贵之，物无不贵也；因其所贱而贱之，物无不贱也”^[79]。在它看来，现实中人们的才能各有长短，对于统治者来说，重要的不是厚此薄彼，而是结合不同的现实条件与需要，有效发挥各种人才的实际作用，扬长避短。因此，《淮南子》主张统治者要具有“万物一齐”的用人观念，能秉持开放通达的政治态度，广揽人才，因才而用，达到国无弃才的理想状态，“毋小大修短，各得其宜，则天下一齐，无以相过也。圣人兼而用之，故无弃才”。

在人才的实际使用上，《淮南子》有着极为丰富的辩证思考：(www.xing528.com)

（1）用人宜“无为”制“有为”。《淮南子》承袭战国时期慎到、尹文的用人主张：“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也；君逸乐，而臣任劳”^[80]，“君不可与臣业，臣不可侵君事”^[81]，也提出：“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反对统治者在治国上事无巨细，过度干预所用人才的司职，而是主张“君臣异道则治”，要求统治者在“拥有政权的基础上维护为臣者执政权利”，以“无为”之术来用人，突显“黄老学尊贤重士的人才价值取向”^[82]，使君臣双方在国家政治中“各得其宜，处其当”，“上下有以相使也”。《淮南子》通过统治者对政治建议的“听治”来具体说明：“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则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可见《淮南子》在用人上贯彻了黄老道家对“无为”和“有为”的政治思考，进一步丰富了其中的辩证内涵。

（2）“用贤”与“用众”相结合。《淮南子》在治国上不但重视人才的发现使用，而且强调无论“愚智贤不肖”，统治者都应根据其特点，统筹使用，以尽其能，做到“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在《淮南子》看来，“以天下之大，托于一人之才，譬若悬千钧之重于木之一枝。负子而登墙，谓之不祥，为其一人陨而两人伤。善举事者，若乘舟而悲歌，一人唱而千人和”^[83]，统治者不能只依靠自身或少数精英人物来治理国家，而是要“因所有而并用之”^[84]，在最大程度上调动与整合社会各阶层的人才资源，将“用贤”与“用众”密切结合起来，拓展和夯实国家政治发展的智力基础。

（3）重视“大节”而非苛求“小善”。《淮南子》认为：“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人们在现实政治中都各有其不足或局限，即使如尧、舜、汤、武的圣贤君主都概莫能外，更遑论平常之人，“夫尧、舜、汤、武，世主之隆也，齐桓、晋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尧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谤，汤武有放弑之事，五伯有暴乱之谋”^[85]。因而《淮南子》不赞成统治者在治国上以求全责备的态度选用人才。“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贤于天下，则难矣”，“今人君论其臣也，不计其功，总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则失贤之数也”。《淮南子》强调统治者如果只看“小善”，苛求细行，那么真正的有用之才就可能被错失。也正因此，《淮南子》着重指出：“君子不责备于一人”，要求统治者不“以人之小过，掩其大美”，不“以人之小恶，而忘人之大美”，相反，则要注重人才之“大节”，权衡轻重，用长去短，让其充分施展治国之能。

（4）人才的作用发挥应与时势变化相适应。“事周于世则功成，务合于时则名立”^[86]，《淮南子》将人才治国能力的有效展现，同其所处时代形势密切关联，认为只有获得有利的社会条件，人才方能有机会被统治者发现和重用。反之，“圣人虽有其志，不遇其世，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87]，“虽有圣贤之宝，不遇暴乱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88]，如果身处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之际，即使是“圣人”，也难以有所作为。《淮南子》对这种人才与时势的复杂关系颇为感叹：“故许由、方回、善卷，披衣得达其道。何则？世之主有欲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乐其间。四子之才，非能尽善盖今之世也。然莫能与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时。逮至夏桀、殷纣，燔生人，辜谏者，为炮烙，铸金柱，剖贤人之心，析才士之胫，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当此之时，峣山崩，三川涸，飞鸟铩翼，走兽挤脚。当此之时，岂独无圣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89]正是看到人才作用发挥对现实政治环境的高度依赖性，《淮南子》深切指出人才之所为人才，实际上“不专在于我，亦有系于世矣”^[90]。

其三，《淮南子》的用人之道，并非只有政治思考的理论性，而是从西汉政治的现实出发，注重对先秦时期历史经验和诸子学说的反思借鉴，以此谋求一种便于统治者实际操作的用人方略，突出表现出鲜明的致用性。

作为一部王者之书，《淮南子》始终体现强烈的西汉本位观念，内在以“刘氏”政权的兴衰存亡为根本关切，“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91]，试图从中探求理想的治国方案，推进西汉王朝的良好发展。这种深切的政治意图，促使《淮南子》从历史经验和诸子学说两方面着眼，反思用人之道在治国上的现实致用性。

一方面，《淮南子》论及“用人”问题时，历史意识十分突出，重视总结先秦政治中的用人经验，以此影响西汉统治者的治国行为。如探讨“得贤”与“失贤”对国家政治的重要影响时，《淮南子》结合先秦史事来说明：“晋献公欲伐虞，宫之奇存焉，为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赂以宝玉骏马，宫之奇谏而不听，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宝牵马而去。故守不待渠堑而固，攻不待冲降而拔，得贤之与失贤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鲁，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宁卫，而天下莫能危也”^[92]；强调统治者要善于观人识贤时，《淮南子》以尧、舜之事为例：“然得其人则举，失其人则废。尧治天下，政教平，德润洽。在位七十载，乃求所属天下之统，令四岳扬侧陋。四岳举舜而荐之尧。尧乃妻以二女，以观其内；任以百官，以观其外。既入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乃属以九子，赠以昭华之玉，而传天下焉。以为虽有法度，而朱弗能统也”^[93]；敦促统治者应该以“德”用人时，《淮南子》提及战国时期的豫让，认为其“欲报赵襄子，漆身为厉，吞炭变音，擿齿易貌”，之所以会如此惨苦其身，根本上是因为“人之恩泽使之然也”；警戒统治者因用人失当而亡国时，《淮南子》深刻指出：“夫差用太宰嚭而灭，秦任李斯、赵高而亡”，“齐王建有三过人之巧，而身虏于秦者，不知贤也”^[94]，等等。借助于这种深厚的历史理性，《淮南子》对用人之道的政治思考更能切合专制君主政治的发展现实，也更能揭示出用人之道的重要性和一般规律，从而易于引发西汉统治者的政治共鸣和切实重视。

另一方面，在用人之道上，《淮南子》对先秦诸子思想的广取博采，也源自其治国思考中迫切的“求治”意识。《淮南子》一书的产生，原本便是淮南王刘安为西汉王朝“立言”的政治结果，构建国家发展的理想秩序也是淮南王及其宾客的共同意愿，因此通过兼综诸子思想，阐发自身的用人之道，自然成为《淮南子》重要的理论选择。《淮南子》看待道、法、儒、墨和阴阳等诸子思想，尽管不忽视其“殊业”的不同，但更为强调诸子“皆务于治也”的思想共识，认为：“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譬若丝竹金石之会乐同也，其曲家异而不失于体”^[95]。这种开放包容的思想态度，使得《淮南子》在用人之道上具有会通“百家之言”的可能性。而这也最终促使《淮南子》的用人思想始终没有拘束于一家之说，能够“自觉地坚持了道家的立场和传统，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和核心，对儒、法各家一面批驳，一面吸收，以兼综百家之长”，充分显示出多源合流的思想内涵，进而把西汉黄老“推向政治技术的实用性层面”，让其更能成为“带有强烈的致用色彩的、目的性的工具型道家”^[96]。

要之，《淮南子》的用人之道具有多维度的理论特色，其中的多元性显露出《淮南子》丰富厚重的政治文化蕴涵，综合性则反映其对汉初以来诸子思想日益融合趋势的积极顺应，辩证性则体现其灵活务实的政治理性，而致用性则表现其力求现实影响和推动西汉政治发展的实践诉求。这些理论特色在《淮南子》用人之道上的集中显现，也充分证明《淮南子》在秦汉人才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历史价值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