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圣人举事也，岂能拂道理之数，诡自然之性，以曲为直，以屈为伸哉？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之也”，《淮南子》主张统治者在用人上应该“因其资而用之”，从人才具有的不同特点出发，顺其所长而用之，因为“聋者可令嗺筋，而不可使有闻也；瘖者可得守圉，而不可使言也”[32]，“勇者可令进斗，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敌；贪者可令进取而不可令守职；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进取；信者可令持约，而不可令应变”[33]。由于人才自身的能力有长短、强弱之分，所以《淮南子》指出：“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轻”，“有大略者不可责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34]，希望统治者坚持量才施用的政治原则，在用人上尽力做到扬长避短，合理的施用各种人才，“贤主之用人也，犹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为舟航柱梁，小者以为楫楔，修者以为櫩榱，短者以为侏儒枅栌，无小大修短，各得其所宜，规矩方圆，各有所施”[35]。国家发展中理想的用人实践，《淮南子》认为应该是“有一形者处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毋小大修短，各得其宜，则天下一齐，无由相过也，圣人兼而用之，故无弃才”[36]，不论是何种人才，统治者都能慎重对待，合理使用，形成国无“弃才”，人才济济的良好局面。与之相反，《淮南子》反对观人不明、用人失当的治国实践，并结合西汉政治现实进行批评：“今夫朝廷之所不举，乡曲之所不誉，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职也”[37]，认为这种官非其职的弊端，不利于国家政治的合理发展。
“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执下，释之而不用，是犹无辔衔而驰也，群君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术则制人，无术则制于人”[38]，“执术而御之，则管、晏之智尽矣”[39]，《淮南子》还明确提出，统治者在治国上必须以“术”用人，而这“术”包含“法律度量”，以及相应的赏罚手段。由此出发，《淮南子》主张统治者在用人上应该循名责实，奖惩分明。“治国则不然，言事者必究于法，而为行者必治于官。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言不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40]，“摄权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责实，考之参伍”[41]。《淮南子》认为统治者要以黄老刑名为依据，以赏罚为手段，对臣下进行人才实效性的考量。《淮南子》还特别指出：“明主之赏罚，非以为己也，以为国也。适于己而无功于国者，不施赏焉，逆于己便于国者，不加罚焉”[42]，突出强调人才使用中赏罚的公正性，要求统治者“喜不以赏赐，怒不以罪诛”[43]，始终从国家利益出发，为人才政治作用的发挥提供稳定的法制保障。
《淮南子》在治国上尤为强调“用众”的人才思想，提出：“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虽幽野险涂，则无由惑矣”，认为统治者应力求做到“总海内之智，尽众人之力”[44]，在最大程度上汇聚民众的才智力量，以为己用。《淮南子》指出，统治者一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想有效治理国家，就必须善于调动和依靠社会人才的集体力量，“千钧之重，乌获不能举也，众人相一，则百人有余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则乌获不足恃，乘众人之智，则天下不足有也”[45]。对“用众”思想的突出肯定，促使《淮南子》在治国上反对统治者极端化的权力专断行为，认为：“专用其心，则独身不能保也”[46]，要求统治者应该理性对待自身能力的有限性，不妄自尊大，师心自用，而是“用百人之所能，则得百人之力，举千人之所爱，则得千人之心”[47]，能够充分整合社会性的人才资源，发挥人才使用上的集体效应，从中得到有力支持，实现国家政治的良好发展。“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48]，《淮南子》这种对“用众”思想的历史突显，反映出汉代思想家对“君本”与“民本”关系的深刻认识。《淮南子》虽然主张“‘民本’必须以‘君本’为前提”，但实际上却又强调“‘君本’始终要以‘民本’作为保障——二者是始终是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的”，因此《淮南子》在用人思想上所致力的目标，仍然是“要使君、民二者的利益趋向一致，从而确保君本与民本并行不悖、相得益彰”[49]。(www.xing528.com)
概言之，《淮南子》的用人之道，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不论是治国重才的基本理念，还是明于观人、用人有术的实践主张，都反映出《淮南子》人才思想的深刻独到和理性务实。就历史而言，《淮南子》之所以能形成如此成熟的人才思想，既是得益于对先秦以来政治用人经验的反思总结，更是得益于对先秦时期道、儒、法、墨诸家人才思想的汲取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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