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淮南子》深刻指出，如何“用人”是统治者首要解决的政治课题，事关国家政治发展的稳定与否，“是故人主之一举也，不可不慎也”[9]，统治者必须严肃对待，以免“所任非其人”，造成有损自身权位和国家利益的消极结果。对这种用人实践上的正、反效应，《淮南子》还例举历史事实予以证明，“文王举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举贤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灭，秦任李斯、赵高而亡，此举所与同”[10]。在《淮南子》看来，统治者国家治理能力的优劣高下，可以从其能否用人得宜上得到充分反映，也就是说，贤明的统治者总是能从国家利益出发，坚持唯才是举；反之，“不肖”之君则往往是任人唯亲，喜好选用趋同媚上之徒。《淮南子》认为，正是这种用人路线的根本差异，最终决定统治者与国家的兴衰存亡。“君根本也，臣枝叶也，根本不美，枝叶茂者，未之闻也。有道之世，以人与国；无道之世，以国与人。尧王天下而忧不解，授舜而忧释，忧而守之，而乐与贤终，不私其利矣”[11]，《淮南子》将统治者和人才之间的关系比作树木的根叶，强调统治者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必须建立在坚实的人才基础上，只有在现实政治中因才举人，唯才是用，方能让国家发展步入良性轨道，长治久安。
也正因“举贤”对统治者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所以《淮南子》始终将治国重才作为王朝发展的首要任务来对待，在思想上反复强调：“聘名士，礼贤者”，“赞杰俊，选贤良，举孝悌，行爵出禄”[12]，“爵有德，赏有功，惠贤良”，“立贤辅”[13]，“赏贤而罚暴”[14]，敦促统治者在国家治理中推行举贤用能的政治路线，用官爵俸禄吸引和笼络各种社会人才，将其融入现实政权体系中，为我所用。《淮南子》甚至希望统治者充分扩大人才的来源范围，即使是社会底层人士，只要具备一定的政治才能，就应该得到关注和任用，“使言之而是，虽在褐夫刍荛，犹不可弃也”[15]。之所以会有这种进步性的政治见识，是因为《淮南子》认为国家的有效治理，在于统治者对正确的政治建议的积极采纳，但“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而“虽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庙堂之上，未必可用”[16]，所以统治者理应广开用人之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突破社会等级的现实藩篱，将社会中下层中的有才之士拔擢出来，让其发挥建言献策、治国安邦之效用。(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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