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目达而不暗，善否之情，日陈于前而无所逆”，《淮南子》认为统治者在政治上能否正确对待臣下的各种谏议，能否明察善断，这直接关系到君臣关系的良性构建，以及王朝的稳定发展。“夫人主之情，莫不欲总海内之智，尽众人之力。然而群臣志达效忠者，希不困其身”[45]，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统治者往往不听忠言，昧于佞语，造成“有言者穷之以辞，有谏者诛之以罪”的政治恶果，以致忠者难言，奸人祸国。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主张统治者在政治上应积极纳谏，成为“并用周听”的“明主”，而非偏于一曲的“暗主”。在《淮南子》看来，正是对待谏议的这两种不同实践，内在决定着统治者及王朝的发展前途，而这也成为统治者是否堪为“圣王”的重要标志。对此，《淮南子》有着深刻的历史反思和认识：
一方面，《淮南子》指出，历史上的昏暴之君，如商纣、秦皇之类，大都是“所爱习亲近者，虽邪枉不正，不能见也；疏远卑贱者，竭力尽忠，不能知也”，不纳忠言，拒谏成性，成为“暗主乱于奸臣”的反面典型。“夏桀、殷纣之盛也，人迹所至，舟车所通，莫不为郡县，然而身死人手，而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46]，而这“亡形”在政治谏议上便有着显著反映。“文王之时，纣为天子，赋敛无度，杀戮无止，康梁沉湎，宫中成市，作为炮烙之刑，刳谏者，剔孕妇，天下同心而苦之”[47]，“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入刍槁，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当此之时，忠谏者谓之不祥，而道仁义者谓之狂”[48]，正因为统治者在政治上“谏而不听，言而不用”，只知放纵私欲，残虐民众，所以最终才会造成“有南面之名，而无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49]的悲惨结局。
另一方面，《淮南子》认为，和那些消极拒谏的暗主、暴君不同，大凡历史上的圣王明君，在实践上都突显出善听人言、积极纳谏的政治品格，能“运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与前者截然相反。“周处酆、镐之地，方不过百里，而誓纣牧之野，入据殷国，朝成汤之庙，表商容之闾，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50]，周武王在灭商之后，对那些商王朝曾经的忠谏之臣，如商容、比干和箕子等，都公开进行政治褒奖，表明周王朝的统治者根本有别于拒谏饰非的殷纣王，不会重蹈“刳谏者”的历史覆辙。因此，在《淮南子》看来，“圣王”之所以为“圣”，就在于其深刻懂得“或直于辞而不害于事者，或亏于耳以忤于心而合于实者”[51]的道理，既能宽大胸怀，善听忠言，所用得人，也能明辨是非，拒斥佞言，不用乱臣。由此可见，能否善待谏臣，积极纳谏，实际上就成为《淮南子》衡量统治者是否为“圣王”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标志。(www.xing528.com)
总之，《淮南子》认为，谏议对统治者而言，关系“治道”，其重要性不容忽视。“水下流而广大，君下臣而聪明，君不与臣争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经而成之，齐桓、秦穆受而听之”[52]，正是通过理性求谏、虚心听谏和积极纳谏，统治者才能“不下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在政治发展中构建出良性的君臣关系，实现“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的根本目的，推动王朝走向善治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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