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治天下：《淮南子》与墨家思想政治理想

与儒家的重义轻利不同，墨家在政治上不仅不讳言功利，反而表现出“尚利”的政治倾向，但墨家所言之“利”是基于“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的核心理念，在显示出强烈的“民本”精神同时，与其独特的“圣王”观密切相联。在墨家而言，“尊君”仍然是第一位的，但统治者应该成为“圣王”，能够在政治上为民“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非庸君“暴王”。因此，墨家的“利民”思想根本地建立在“圣王”观之上，这是墨家思想“尊君”的政治实质所在。墨家这种内含“民本”意蕴的“圣王”观在《淮南子》中有所体现，对后者有着深刻的思想影响。换言之，在《淮南子》政治思想的形成中，墨家的“圣王”观具有一定的理论作用，并非可有可无的思想存在。

崇尚“圣王”政治，这是《淮南子》政治思想的根本理想。《淮南子》认为，“圣王以治民”^[90]是专制君主政治的理想发展，能够在现实中产生积极的政治效果，既有益于王朝政治，也有利于普通民众。在《淮南子》眼中，墨家所尊崇的“禹”就称得上是古之“圣王”，因为“古者，沟防不修，水为民害。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禹”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充分显示出“圣王布德施惠，非求其报于百姓也”的政治特质，所以其最终才能够“有阴德”于百姓，获得人心，建立夏王朝，所谓“树黍者不获稷，树怨者无报德”^[91]。而且《淮南子》还认为，所谓“圣王”既要能够为民除害，兴民所利，也要“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之，经诽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无被创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显之名，民孰不从”^[92]，能够在政治上“尚贤”，知人善用。“圣王之设政施教也，必察其终始，其悬法立仪，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备一物而已矣。见其造而思其功，观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弥久而不垢”^[93]，统治者只有在政治上将“利民”与“尚贤”视为首要任务来对待，对自己的政治行为有所规范，才能在政治上清源巩本，防止出现任何形式的乱政、虐政。“仪狄为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在《淮南子》而言，这正是“圣王”在政治上“见其所生，则知其所归矣”^[94]的政治先见之体现。因此，“利民”和“尚贤”是《淮南子》“圣王”观的重要政治内涵，在其看来，只有“圣王”才能在政治上以“尚贤”为要，以“利民”为本，推动王朝政治走向“圣王之治”，实现政治发展的长治久安。

《淮南子》的这种“圣王”观，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墨家政治思想影响的历史产物。墨家具有强烈的“圣王”诉求，先秦诸子中谈及“圣王”之多，几乎无过于墨子者。“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95]，墨子也认为所谓“圣王”者，需“布德施惠”于百姓，而且强调这是“法”天之所行，其结果也是能够真正获得民心。在墨子看来，“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而“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僇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这正是“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的历史反面。因此，墨子认为只有“圣王”才能“爱人利人”，所以“圣王”能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96]，能够出于“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的政治目的为民“作为宫室”，能够“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97]，而且也只有“圣王”才能“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唯毋得贤人而使之，般爵以贵之，裂地以封之，终身不厌”，“唯能审以尚贤使能为政，无异物杂焉，天下皆得其利”^[98]。在墨子看来，能够“利民”和“尚贤”的专制君主政治，才具有正义性、合理性的思想内涵，故此墨子试图以这种独特的“圣王”观去影响现实中的统治者，推动其进行“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99]的政治实践。

由上可见，《淮南子》的“圣王”观内在地反映出墨家政治思想的深刻影响，是对墨子“圣王”观的思想汲取和融会。当然，墨家政治思想并非塑造《淮南子》“圣王”观的唯一理论资源，二者也绝非能够简单等同。

一方面，黄老道家思想对《淮南子》的政治影响是根本的，所以《淮南子》之“圣王”，所体现出的实际是道家化的内涵。“古圣王至精形于内，而好憎忘于外，出言以副情，发号以明旨，陈之以礼乐，风之以歌谣，业贯万世而不壅，横扃四方而不穷，禽兽昆虫，与之陶化，又况于执法施令乎”^[100]，“古之圣王，能得诸己，故令行禁止，名传后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将举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圣王执一而勿失，万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贵，无适于天下，圣人托于无适，故民命系矣”^[101]，这里的“圣王”显然非墨家意蕴，而是道家化的理想君主，体现出鲜明的黄老思想及精神。

另一方面，墨子所言“圣王”的思想内涵，也并没有能完全影响《淮南子》。墨家在政治上极力主张“尚同”的“治术”思想，试图实现政治文化上的“一言堂”，认为“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以治也”^[102]，“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103]，“古者圣王唯而审以尚同以为正长”^[104]。墨家这种强调政治思想一元化的做法，在《淮南子》中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完全被冷落。之所以会如此，或许是由于《淮南子》深刻借鉴秦王朝“独尊法术”的历史教训之后所得出的政治认识。墨家的“尚同”之义，与法家的文化专制主义异曲同工，虽然前者的尊君并未走向极端，但其所主张“尚同”的政治发展最终也难免走向禁绝百家的思想一元化方向。历史证明，这对于任何王朝的现实发展而言，都必然是条绝路。《淮南子》正是基于秦王朝的惨痛教训，所以在政治上坚持对先秦诸子进行兼收并蓄、有所融通的思想实践，由此体现出显著的多元化的理论色彩，这与墨家所言之“尚同”的政治理路截然不同，所以“尚同”在墨子“圣王”观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淮南子》中缺少回应，影响甚微。

在墨家的“圣王”观中，不论是“尚贤”，抑或“尚同”，其对《淮南子》政治思想的影响都远不及“利民”之说。墨家所主张的“兼爱”“利人”，《淮南子》有着极为深切的政治认识，特别是西汉王朝建立在秦之速亡的基础上，后者所反映出的政治教训，更能突显出墨家这种“利民”思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而《淮南子》在战争上坚决反对“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的“不义之兵”，主张战争必须体现出“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的正义性内涵。《淮南子》所言：“明王之用兵也，为天下除害，而与万民共享其利”^[105]，与墨家反对“夺民之用，废民之利”^[106]的不“义”战争，强调“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107]的“非攻”主张具有内在高度的一致性。从中可见，墨家具有“民本”意蕴的“圣王”观对《淮南子》的影响之深。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在很大程度上，墨家政治思想成为《淮南子》“民本”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政治精神深为后者所认同和汲取。

综上所述，作为先秦时期最为重要的思想学派，墨家虽然在秦汉之际趋于衰落，但其对秦汉政治思想的历史发展仍具有难以忽视的历史影响，这在《淮南子》中表现突出。尽管墨家政治思想在《淮南子》不如黄老道家那样处于核心地位，也不如儒、法、阴阳等家有着显著的外在化表现，但实际上不论是尊崇“禹”的“身执蔂垂，以为民先”的政治精神，还是内在强烈的求“治”意识，以及“圣王”政治的积极追求，都深刻地突显出墨家的历史影响。尤为重要的是，墨子所倡言“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的“民本”思想及精神，得到《淮南子》由衷的政治共鸣与认同，进而在其政治思想中着力予以汲取和阐扬。这对于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之“基础”“根本和核心”的“民本论”^[108]而言，无疑是秦汉时代背景下一次极大的丰富和充实，有力地促进了秦汉“民本”思想更为深入的历史发展。

【注释】

[1]初稿发表于《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文字内容有修订。

[2]《吕氏春秋集释·当染》，第53页。

[3]《孟子正义·滕文公章句下》，《诸子集成》（第1册），第269页。

[4]陈广忠：《〈淮南子〉与墨家》，《孔子研究》，1995年第2期，第33～41页。

[5]《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62页。

[6]《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39页。

[7]同上，第944页。

[8]《淮南子集释·修务》，第1320页。

[9]孙纪文：《淮南子研究》，第225页。

[10]《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54页。

[11]《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38页。

[12]郭庆藩：《庄子集释·天下第三十三》，中华书局，1961年，第1077页。

[13]吴毓江：《墨子校注·兼爱下第十六》，中华书局，2006年，第175页。

[14]《墨子校注·兼爱中第十五》，第155页。

[15]《淮南子集释·地形》，第322页。

[16]《淮南子集释·本经》，第579页。

[17]《淮南子集释·齐俗》，第793页。

[18]《淮南子集释·诠言》，第1000页。

[19]《淮南子集释·修务》，第1313～1314页。

[20]《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386页。

[21]《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59～1460页。

[22]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吕刑第二十九》（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6页。

[23]毛亨传、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商颂·长发》（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08～1709页。

[24]《淮南子集释·缪称》，第709页。

[25]《淮南子集释·齐俗》，第771页。

[26]同上，第793～795页。

[27]《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19页。

[28]同上，第941页。

[29]同上，第945页。

[30]同上，第985页。

[31]《淮南子集释·说林》，第1231页。

[32]《淮南子集释·修务》，第1321页。

[33]《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391页。

[34]同上，第1427页。

[35]《淮南子集释·原道》，第30页。

[36]《淮南子集释·原道》，第34页。

[37]同上，第40页。

[38]同上，第54页。

[39]《淮南子集释·精神》，第533～537页。

[40]《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38～639页。

[41]《淮南子集释·齐俗》，第787页。

[42]《淮南子集释·修务》，第1321～1322页。

[43]《淮南子集释·诠言》，第1019页。

[44]《墨子校注·兼爱中第十五》，第157页。

[45]《墨子校注·尚贤中第九》，第77页。

[46]《墨子校注·非攻下第十九》，第216页。

[47]《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22页。

[48]戴黍：《〈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第233页。

[49]《淮南子集释·俶真》，第117页。

[50]《淮南子集释·原道》，第48页。(www.xing528.com)

[51]《淮南子集释·本经》，第572页。

[52]《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24页。

[53]《淮南子集释·说山》，第1106页。

[54]《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25页。

[55]《淮南子集释·览冥》，第497页。

[56]《墨子校注·尚贤中第九》，第73页。

[57]《墨子校注·尚贤上第八》，第66页。

[58]《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94页。

[59]《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62页。

[60]《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48页。

[61]《淮南子集释·说林》，第1221页。

[62]《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04页。

[63]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176页。

[64]《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39页。

[65]《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59页。

[66]《墨子校注·非儒下第三十九》，第429页。

[67]《淮南子集释·本经》，第569页。

[68]《淮南子集释·齐俗》，第791页。

[69]同上，第785～787页。

[70]《墨子校注·非儒下第三十九》，第429页。

[71]《墨子校注·非乐上第三十三》，第375页。

[72]《墨子校注·节用上第二十》，第242页。

[73]《墨子校注·非儒下第三十九》，第432页。

[74]《淮南子集释·俶真》，第139～140页。

[75]《淮南子集释·齐俗》，第773页。

[76]《墨子校注·天志中第二十七》，第297～299页。

[77]《墨子校注·天志上第二十六》，第288～289页。

[78]《墨子校注·明鬼下第三十一》，第330页。

[79]《墨子校注·天志上第二十六》，第290页。

[80]《墨子校注·明鬼下第三十一》，第338页。

[81]《淮南子集释·览冥》，第445页。

[82]《淮南子集释·精神》，第520页。

[83]《淮南子集释·天文》，第282页。

[84]《淮南子集释·俶真》，第101～102页。

[85]《淮南子集释·览冥》，第484～485页。

[86]《淮南子集释·本经》，第598页。

[87]《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27页。

[88]《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47页。

[89]王效峰：《〈淮南子〉所见之墨家》，《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20～24页。

[90]《淮南子集释·缪称》，第733页。

[91]《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55页。

[92]《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06页。

[93]《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26页。

[94]《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26页。

[95]《墨子校注·法仪第四》，第29页。

[96]《墨子校注·七患第五》，第36页。

[97]《墨子校注·辞过第六》，第46页。

[98]《墨子校注·尚贤中第九》，第76页。

[99]《墨子校注·尚贤下第十》，第97页。

[100]《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20～621页。

[101]《淮南子集释·齐俗》，第776～778页。

[102]《墨子校注·尚同上第十一》，第108页。

[103]《墨子校注·尚同下第十三》，第138页。

[104]《墨子校注·尚同中第十二》，第118页。

[105]《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55页。

[106]《墨子校注·非攻中第十八》，第199页。

[107]《墨子校注·兼爱中第十五》，第155页。

[108]周桂钿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