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与墨家政治思想的共识：道治天下

“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47]，在《淮南子》看来，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不论存在着怎样的异同，其根本的政治目的都在于“求治”，兢兢竭力于专制君主政治的现实发展，墨家思想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如果说“尊禹”为《淮南子》实现与墨家在政治思想上的沟通奠定了必要基础，那么坚持“求治”的根本原则，体现出“强烈的致用色彩”^[48]，则使得《淮南子》能够站在黄老道家的政治立场上，深层次地汲取墨家政治思想，从“治道”与“治术”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深入的历史反思，融会其中积极的思想因素，以此构建出自己关于西汉王朝的现实政治发展的理想方案。

从“治道”来看，《淮南子》坚持黄老以“道”治国的根本原则，贬低儒、墨、法等家。“百家异说，各有所出。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犹盖之无一橑，而轮之无一辐，有之可以备数，无之未有害于用也。己自以为独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49]，在其认为，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治道”思想与法家一样，没有真正“通之于天地之情”，懂得国家治理和发展的真谛。实际上，对《淮南子》而言，唯有黄老道家的“体道”而“自然”，“清净”而“无为”才能称之为“治道”，所谓“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50]，“洞然无为而天下自和”^[51]，“无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应物无穷；任人之才，难以至治”^[52]，因此在《淮南子》中，若就“治道”来说，没有那一家能够与黄老道家相颃颉。虽然墨家“兼爱”“尚同”的治国理念在政治上有别于儒家之“礼乐政治”，但其本质上都是积极“有为”者，而《淮南子》认为：“无为则治，有为则伤”^[53]。由此《淮南子》批评道：“孔、墨博通，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榛薄险阻也。由此观之，则人知之于物也浅矣，而欲以遍照海内，存万方，不因道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达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54]，对墨家的“治道”自然不会持有肯定和赞扬的政治态度。实际上，儒家之“治道”在《淮南子》中也是同样的遭遇。尽管《淮南子》在批评“墨、杨、申、商”时，并没有明确提到儒家，但事实上与黄老道家相对的儒家也包括在内，只不过由于武帝时期儒家的政治地位处于历史的抬升之中，且《淮南子》的编撰群体里有儒者的存在（诸儒大山、小山之徒），故而《淮南子》在思想上表示出要“持以道德，辅以仁义”^[55]的政治姿态，不为己甚，没有点名批评儒家的“治道”。

与对待“治道”的政治态度不同，《淮南子》对墨家关于专制君主政治具体发展之“治术”表现出相当的思想包容性，既有深刻的批评和反思，也有积极的借鉴与融会。

其一，对墨家的“尚贤”主张，《淮南子》有着两种不同的认识。墨家在政治上有着极强烈的贤人治国意识，主张“尚贤之为政本也”^[56]，“圣人之为政，列德而尚贤”，甚至于认为统治者在用人上应该不拘一格，只要是贤才之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57]，都应该大胆任用，可以说，在“任贤而治”这点上，墨家所体现出的平民化立场，诸子中少有其匹。《淮南子》对墨家之“尚贤”表现出两种有所冲突的看法：一方面，出于黄老道家的立场，《淮南子》认为“智术不可以为法”，“贤不足以为治”，追求“虽贤无所立其功”的政治发展，反对墨家的“尚贤”主张；另一方面，《淮南子》中也有从儒家立场出发的认识，认为统治者在政治上应该“唯贤是亲”^[58]，“今人君论其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则失贤之数也”^[59]，“尊其秀士而显其贤良”^[60]，而且还警戒统治者“遇士无礼，不可以得贤”^[61]，“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贤人也”^[62]。如从这些观点来看，《淮南子》对墨家“尚贤”之说也有着相当的政治认同。之所以会有如此情形，这是由于《淮南子》的思想构成比较复杂，虽然“道家思想，究居于优势”^[63]，但并非完全处于“一家之言”的地位，儒、法等家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影响，因此对墨家之“尚贤”，《淮南子》才会表现出“治道”上坚决反对，“治术”上有所认同和接受的矛盾思想。

其二，对墨家的“非儒”“非乐”主张，《淮南子》也有深入的反思和认识。墨子虽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受到儒学的深刻熏染，但“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64]，“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65]，最终叛出儒门，独立己说。因此，墨家在思想上坚持“非儒”的立场，以实用化、功利化的政治态度抨击儒家，贬称孔子为“孔某”，极力“毁儒”，认为“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66]。与墨家的政治主张不同，《淮南子》基于“持以道德，辅以仁义”的基本立场，在思想上批儒而不“毁儒”，将孔子看作是“圣人”，始终表现出相当的敬意，而且对儒家的“礼”“乐”主张，并不完全否定，认为“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67]，虽然并不理想，但也能发挥一定的政治效用。与此同时，《淮南子》也以黄老道家的政治态度对儒、墨两家都进行批评，认为明王“制礼义，行至德，而不拘于儒、墨”^[68]，“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终始，而务以行相反之制，五缞之服。悲哀抱于情，葬埋称于养。不强人之所不能为，不绝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于适，诽誉无所由生”，都有背于“制乐足以合欢宣意而已”，认为其根本无法相较于道家“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俭之适者也”^[69]的主张。(www.xing528.com)

其三，对墨家的“节葬”“节用”主张，《淮南子》有所认同和接受。墨家之所以主张“节葬”“节用”，根本原因是出于对儒家的“反动”，认为儒家“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70]，对于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言，缺乏“利民”的现实效用。故而，儒家在墨子眼中显示不出有助于“治天下”的益处，反而其繁缛礼节，崇乐贵葬的做法只能对有限的社会资源造成更大的浪费，让民众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正因为如此，墨家在政治上坚决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71]，“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72]，表达出对儒者仰赖民众而生，又以贵葬之礼消耗民财的极大不满。墨家这种反对过度浪费民众财富和社会资源的认识，对以黄老道家为指导思想的《淮南子》来说，能够产生很大的政治共鸣。“繁登降之礼，饰绂冕之服，聚众不足以极其变，积财不足以赡其费”^[73]，在《淮南子》看来，儒家的“礼乐政治”违背“清净无为”的“治道”，只能使“万民乃始慲觟离跂，各欲行其知伪，以求凿枘于世而错择名利”，造成“百姓曼衍于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74]的消极结果，因此对民众而言，“有余者非多财也，欲节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货也，民躁而费多也”^[75]。可见，在对待民众财富与社会资源的多寡问题上，虽然《淮南子》和墨家的政治出发点不同，一从黄老“清净无为”的理念出发，反对多材以乱民心，另一从政治功利的立场出发，反对无谓地耗费民众的有限资源，但若从现实政治着眼，二者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节制统治者过度浪费民力和社会资源的积极作用，在现实政治发展中能够有利于普通民众的基本生存和发展。

其四，对墨家的“天志”“明鬼”主张，《淮南子》的思想认识与之存在很大差异。墨家在政治上，强调“天之意不可不慎也”，将是否顺应“天之意”视为“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的重要标准，认为只有统治者在政治上“爱人利人，顺天之意”，才能“得天之赏”，反之“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就必然会“得天之罚”^[76]。而且墨子还认为“天子者，天下之穷贵也，天下之穷富也。故於富且贵者，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77]，将统治者的政治地位也与“天意”紧密联系在一起。“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墨子的鬼神观与其“天意”观实质相同，在其看来“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78]，统治者只有“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才能“谓之圣王”，反之，即为“暴王”^[79]，因此墨子倡言统治者“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鬼神之有也，将不可不尊明也，圣王之道也”^[80]。

墨家的这种“天意”“鬼神”观与《淮南子》大异旨趣，存在很大差异。《淮南子》虽然也讲天、人感应，认为“上天之诛也，虽在圹虚幽间，辽远隐匿，重袭石室，界障险阻，其无所逃之亦明矣”^[81]，“抱德炀和，以顺于天”^[82]，甚至认为“蚑行喙息，莫贵于人，孔窃肢体，皆通于天”^[83]，但《淮南子》所言之“天”根本地缺少墨家那么强烈的“神化”人格的政治意识，其内涵更多倾向于道家化的自然性，着重强调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而非“天”作为超凡的统治者对于人类的监管性、惩罚性。墨家所言之“鬼”，也非《淮南子》可比。“伤死者其鬼娆，时既者其神漠”^[84]，“浮游消摇，道鬼神，登九天，朝帝于灵门”^[85]，“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静洁足以享上帝，礼鬼神，以示民知俭节”^[86]，从中可知，“鬼神”在《淮南子》中没有墨家那样大的影响力，虽然统治者在政治上也要注意祭祀之，但并不需要将其作为自己政治实践的特别对象来对待。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淮南子》在黄老道家影响下，虽不妄谈“鬼神”干政说，但也受到墨家“鬼神”观的一定影响，认为“当于世事，得于人理，顺于天地，祥于鬼神，则可以正治矣”^[87]，“傲天侮鬼，决狱不辜，杀戮无罪，此天之所以诛也，民之所以仇也”^[88]。

总之，基于相同的“求治”意识，《淮南子》站在黄老道家的根本立场，从“治道”与“治术”两个方面对墨家政治思想有所批评和反思。对墨家基本的政治主张，《淮南子》既有批评，也有认同，存在具体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总的看，虽然墨家在《淮南子》中或许不如道、儒、法等外在化的凸显，但作为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实际上墨家对《淮南子》政治思想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绝非“并不明显”^[89]可简单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