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与墨家政治思想的历史契合

墨子是先秦时期思想界之巨人，其所创立以“兼爱”“非攻”等为核心的墨家思想学说也是当时学术、政治领域中蔚为壮观的一大思潮，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这在产生于西汉前期的《淮南子》中就有着显著的思想反映，“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6]。虽然《淮南子》对墨子充满政治之敬意，将墨子与孔子同视为“先圣”“圣人”，言及：“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7]，“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是以圣人不高山，不广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8]。但若具体而言，《淮南子》则对墨家政治思想具有复杂的理论态度，体现出内在的双重性：一方面，《淮南子》对墨家政治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论认识，受其影响突显出“尊禹”的政治意识，对其“兼爱”“非攻”“节乐”“尚贤”等基本主张有所认同；另一方面，作为黄老道家之著述，《淮南子》对墨家思想又有着深刻的反思和批评，对其政治主张并不完全赞成与接受，而是力图“以兼容的气度加以吸收”^[9]，从思想上进行融会和超越。因此，《淮南子》对于墨家政治思想，实际上是基于西汉王朝的现实政治发展，重新予以历史的审视，在理论上有所借鉴，将其作为自身政治思想体系得以构建的重要理论资源。

从《淮南子》所受墨家思想的实际影响来看，显著的尊“禹”意识，可被视为其与墨家在政治上的契合之处，成为二者能够实现内在思想之沟通的历史前提。在《淮南子》而言，“禹”不论是作为“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10]的英雄，还是作为能“以为天下兴利”^[11]的“圣王”，都值得其敬仰与崇拜。《淮南子》的这种政治认识与墨家思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深刻影响所致。因为在先秦诸子那里，虽然对“禹”都有所称道和赞扬，但唯有墨家具有极为突出的“崇禹”意识，甚至于在思想上坚持“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12]，认为“兼即仁矣，义矣”，“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禹求焉”^[13]，始终将“禹”视为能够充分彰显出墨家“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14]的思想及精神的历史典范。墨家这种强烈的“崇禹”意识对《淮南子》，不论是在讲求“事功”的政治思想上，抑或“民本”为重的政治精神上，影响都极为深刻，不容忽视。

若就政治思想具体而言，《淮南子》之尊“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颂扬“禹”之“平治水土”，安宁万民之功。“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掘昆仑虚以下地”^[15]，“禹疏三江五湖，辟开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16]，“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17]，“决河濬江者，禹也”^[18]，“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禹沐浴霪雨，栉扶风，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乘四载，随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19]，“禹凿龙门，辟伊阙，决江濬河，东注之海”^[20]，“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蔂垂，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21]，从中可以清楚认识到，正是因为“禹”在历史上曾“平水土，主名山川”^[22]，所以《淮南子》在思想上对其充满政治之敬意，表现出显著的尊“禹”意识，认为“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23]的历史功绩不容忘记。

第二，将“禹”视为三代之时“贤臣”与“圣王”的政治典范，认为其有安邦定国之能。“禹无废功，无废财，自视犹觖如也”^[24]，“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25]，“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圣人之所以应时耦变，见形而施宜者也”^[26]，“尧《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汤《大濩》，周《武象》……此皆因时变而制礼乐者”^[27]，“禹之时以五音听治，悬钟、鼓、磬、铎，置鞀，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鞀’”^[28]，“禹无十人之众……而立为天子者，有王道也”^[29]，“禹劳天下，而死为社”^[30]，“尧、舜、禹、汤，法籍殊类，得民心一也”^[31]，“圣王布德施惠，非求其报于百姓也……古者，沟防不修，水为民害。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禹胼胝……则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32]，“尧之举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奸宄息，狱讼止而衣食足，贤者劝善而不肖者怀其德”^[33]，“仪狄为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34]，基于这些历史认识，“禹”在《淮南子》看来，既为尧之贤臣，又是继尧之“圣王”，充分体现出卓越的治国之才，值得钦仰。(www.xing528.com)

第三，用黄老道家之眼光审视“禹”的政治意蕴，将其政治实践作为对黄老治术的历史反映，塑造其道家化的统治者形象。“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故机械之心藏于胸中，则纯白不粹，神德不全”^[35]，“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36]，“禹之裸国，解衣而入，衣带而出；因之也”^[37]，“禹之趋时也，履遗而弗取，冠挂而弗顾，非争其先也，而争其得时也。是故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38]，“禹南省，方济于江，黄龙负舟，舟中之人，五色无主。禹乃熙笑而称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劳万民，生寄也，死归也，何足以滑和？’视龙犹蝘蜓，颜色不变，龙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视物亦细矣……观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细也”^[39]，“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夫推而不可为之势，而不修道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当世之主乎”^[40]，“禹葬会稽之山，农不易其亩：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侈俭之适者也”^[41]，“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42]，“禹决江河，因水也”^[43]，“禹凿龙门，辟伊阙，决江濬河，东注之海，因水之流也”，显而易见，这些文字记述中的“禹”已被《淮南子》用黄老道家的政治标准重新予以审视和诠释，充分显示出西汉前期统治阶层的政治意趣，已非墨家之“禹”的概念了。

同墨家政治思想相较，《淮南子》中对“禹”之政治内涵的理解，政治形象的塑造，既有一致之处，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一则，肯定“禹”的治水之功，将其塑造为三代政治的“圣王”之一，这是《淮南子》与墨家的共同之处。如“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44]，“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45]，“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46]等，从中可知，墨子也是从治水与治国两个方面来肯定“禹”之历史功绩和政治才干，表达其“崇禹”之情。二则，墨家是基于“兼爱”“兴天下之利”的思想来塑造“禹”的政治形象，阐发其独特的政治理念，而《淮南子》则截然不同，主要是从黄老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出发，来重新诠释“禹”的政治内涵，将其塑造为道家化之“圣王”，认为其治国之道乃是对黄老道家思想的历史性体现，因此应该被作为西汉统治者在政治上积极效法的君主典范之一。

由此可知，虽然《淮南子》受到墨家政治思想的深刻影响，从后者那里接受了有关“禹”的政治认识，但毕竟二者的政治立场与基本理念存在着很大差异，所以与其说《淮南子》“崇禹”，毋宁说是“尊禹”。因为在《淮南子》而言，“禹”只是其用以阐发黄老“治道”思想的政治手段，并非其理想的政治偶像，只有“至人”“真人”才值得《淮南子》去真正的崇信，而这已绝非“禹”作为“圣王”的政治内涵所能简单取代的。

概而言之，对“禹”的政治崇敬，是《淮南子》与墨家政治思想的历史契合之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决定了《淮南子》中虽然多有以黄老道家的政治立场对墨家的批评，但仍然能能够秉持一种思想之敬意对其有所反思和汲取，而远非像对待法家那样严厉的批判与谴责。因此，《淮南子》对待墨家思想的政治态度虽然复杂，具有内在的双重性，但总体上比较温和、包容，着重于进行理论之借鉴和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