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淮南子》主张官僚政治应该具有仁义为本，善政为民的合理内涵，认为：“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只有充分秉持“仁者，爱其类也”[40]的政治理念及精神，才能避免出现各级官吏片面的“府吏”化，因为“府吏守法，君子制义，法而无义，亦府吏也，不足以为政”[41]。从中可知，在《淮南子》看来，良好政治发展所需的各级官吏应该是君子化之“府吏”，能够“制义”而用“法”，在各种政治、法律规则的运行中采取有利于民众的政治行为。显然，这种君子化之“府吏”必然具有“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42]的政治品质，能够在其政治实践中做到廉洁自持。
另一方面，《淮南子》虽然指出：“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廉者易谋也”[43]，但却不认为“清廉”之德仅能依靠现实中各级官吏的自身修养来实现和保障。相反，《淮南子》在政治上主张专制君主应该善于运用“法”“术”的基本手段，来规范与确保官僚政治的清廉发展。《淮南子》认为：“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44]，“无法不可为治也”[45]，因此对统治者管理各级官吏就必须以“法”为用，做到“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只有如此，才能有效控制和使用各级官吏，促其“廉”以行政，避免“释职事而听非誉，弃公劳而用朋党”所导致的“上下离心，而君臣相怨也”的消极结果。而且以“法”驭吏也必须遵循“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的政治原则，使其权责分明，各不相扰，更利于“廉政”之实现。除以“法”行“廉”外，《淮南子》也强调专制君主应当善于用“术”行“廉”，认为：“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之力争。是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46]，如此便能在最大程度上防止和避免各级官僚贪污渎职，私用公权，培植朋党，以乱邦国。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明确指出：“有术则制人，无术则制于人”[47]，“执术而御之，则管、晏之智尽也矣；明分以示之，则趾、跷之奸止矣”[48]。可见，《淮南子》对于“廉政”的政治思考具有极强的现实性，既彰显出“吏以行廉”应具有的仁政性质，也凸显出王朝政治中专制君主赖以推动和规范“吏以行廉”的具体途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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