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在政治思想上十分关注政治个体的心理变化，具有明显的政治心理调控意识和政治人格塑造意识，这也是其“忧乐观”的重要思想内涵之一。人之所以会有忧乐，这是基于人作为生命体所具有的生物特性，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理现象，因此无论任何人，都会因为所处生活情景的变化和影响，随之发生心理上的变化与波动，产生或者喜悦，或者悲伤的特定情绪。但是也需要看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中，这种心理、情绪上的变化也存在着一些不同，尤其是后者，往往产生的忧乐情绪会具有一定的思想内涵，也会更为强烈而持久，对人们的政治行为所发生的影响也更为深远。因此，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人们实际上具有一般的生活心理与特定的政治心理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后者则充分显示出人们的政治行为“都是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和社会历史环境同人们的心理因素相互作用的中介产物”，其重要性就在于能够促使我们避免走上一条“把社会政治历史和现实的全部丰富内容变成是‘一种抽象的空洞’”的认识歧途[13]。
《淮南子》从政治思想上对生命个体的政治心理有极为深入的认识和把握，这种认识虽然也是基于自然的生活心理的基础上，但却被赋予了更多的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政治意味，因此作为一种政治心理体现得更为显著和突出。《淮南子》所言之“乐”和“悲”，都没有简单地局限在一般的生活心理层面上，而是受到秦汉政治文化的深刻浸染和影响。在其看来，即使是处于优越生活环境中的的政治贵族，也无法因为享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权势、财富而免除“忧悲”的可能，相反，“末世有势为万乘而日忧悲者”。因此，是否能够在政治生活中避免“苦心而无功”[14]，“心战而臞”[15]的消极情况，就成为政治个体必须从心理上着重予以调控和解决的问题。由此，《淮南子》提出，在政治上趋“乐”避“忧”，其关键就在人们能否“彻于心术之论”[16]，能否“体道”，知“性命之情”，用“清净”之“心”去摒除“狡心”“机械之心”和“欲害之心”，成为“执玄德于心”的“心行者”。只有如同所谓“圣人”一般，在政治生活中做到“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终始”[17]，才能根本上实现“自得”而“自乐”的理想境界。正因为如此，《淮南子》从政治心理调控的角度出发，针对“形”“神”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形伤于寒暑燥湿之虐者，形苑而神壮；神伤乎喜怒思虑之患者，神尽而形有余”[18]，主张“形”“神”之间的内外一致和统一，反对内在失“神”，出现“滑心浊神而惑乱其本矣”的消极结果。在《淮南子》看来，“形”“神”合一正是解决任何政治个体在心理上以“乐”去“忧”的根本方法。在此意义上，《淮南子》积极调控人们政治心理的思想契合现代心理学的内涵，具有历史的积极性。
《淮南子》对政治个体的心理调控，并没有仅仅止步于“调控”，而是有着更进一步的政治意图和取向，这就是其通过对“圣人”“至人”和“真人”的理想化论述而表现出来的试图塑造理想的政治人格的思想意识。在《淮南子》眼中，真正能够在政治上解决“忧”“乐”问题困扰的即是所谓的“圣人”“至人”和“真人”，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从心理上“通于神明”，而达到“嗜欲弗能乱”的理想状态，也才能将“治身”与“治国”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实现“大治”“通治之至”。因此，“圣人”等就成为《淮南子》塑造理想的政治人格的特定标杆。在其看来，任何的个体都只有从心理根本上实现“形”“神”统一，“内”“外”一致的“自得”状态，才能真正使自己的政治行为“若转丸掌中”，达到“足以自乐也”[19]的理想状态，彻底地去除“忧悲”。(www.xing528.com)
《淮南子》对政治心理和政治人格的这种思想认识，应该说对我们今天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当前的廉政建设中，我们不仅要强调制度与法律的完善与发展，也应该关注广大的党员干部的政治心理的实际变化情况，并通过现代的政治学、心理学的方式和手段更好地对这种特定的心理现象和变化情况进行把握和研究。在具体实践中，则更要始终加强优秀的廉政文化的深入熏染和影响，对广大的党员干部始终进行鲜明的党性教育、德性教育和廉政教育，推动他们不断涵养自身良好的政治心理，逐渐塑造出一种讲求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的政治人格，从而为人民掌好权，为执政党做实事，为国家和民族发挥出自身应有的积极的政治作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