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在政治思想上，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警醒意识，这在其“忧乐观”中有着极为充分的反映和表现。《淮南子》认为，政治中的“人”始终都处在“心”之“忧悲”的情境之中，因为现实政治中充满着各种“危”与“险”，能否“无失所秉，履危行险”[4]，这直接关系到政治个体的祸福存亡。所以《淮南子》在政治思想上最为着力思考和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构建一种理想的“忧乐观”，影响和指导政治个体破解现实政治的各种危机，从而实现趋利避祸，远害得益的政治目的。这种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警醒意识对我们今天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能够有所启示、有所促进。无论“治身”，抑或“治国”，如果政治个体缺少了应有的内在的政治忧患意识、警醒意识，就必然会出现“逸豫可以亡身”，贪腐可以败国的消极结果，对执政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损失。
《淮南子》在政治上的忧患意识来源于其对秦汉时期政治经验与教训的深刻反思和总结，特别是秦王朝速亡的政治现实，对《淮南子》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历史影响。在《淮南子》看来，任何王朝的兴衰存亡并非一成不变的，祸福转化的关键就在于其能否在政治上解决好“得民”与“失民”的根本问题。执政者只有因民之欲，“养民得其心”[5]，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也才能实现自身政治地位的稳固和王朝的长治久安。秦王朝的历史教训就在于，过度地滥用民力，以“虐政”待民，忽略民众在政治上的“邦本”地位，轻视民众的反抗意识和历史的主体性作用，最终走向“与民为仇”的消极地步，造成自身迅速土崩瓦解的恶性后果。对此，《淮南子》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在政治上明确主张：“为治之本，务在宁民”，并强调“宁民之本”就在于“勿夺时”，认为要在经济上让民众处于“足用”的状态，获得良好的生存发展条件，其关键就在于执政者要“省事”“节用”，要能在“反性”与“达乎性命之情”中体现出“制度可以为万民仪”[6]的政治内涵，以此来推动王朝的稳定发展。而且执政者自身真正的“逸乐”也只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因此，“养民得其心”与“自养得其节”在政治上成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身治则国治，国治则身乐，“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7]。
《淮南子》的政治忧患意识也来源于刘安及其宾客们对自身政治地位和处境所形成的特殊认识。《淮南子》在政治上强调“治身”与“治国”的重要性，而前者又经常成为其置于优先地位来考量的思想内容。从根本上看，这是因为刘安等人在汉武帝时期的政治发展中具有十分强烈而突出的政治危机感，面临着各种“内外矛盾的总爆发”[8]，对自身政治前途的祸福、忧患有着不可遏制的焦虑和惶恐。政治心理的深重压抑，在思想上表现出来，也就是政治忧患意识与警醒意识的极为凸显的反映。因此，《淮南子》中表现出一般人所企望的王侯们的奢华生活的轻视和鄙弃，认为：“乐亡乎富贵”，那种“建钟鼓，列管弦，席旃茵，傅旄象，耳听朝歌北鄙靡靡之乐，齐靡曼之色，陈酒行觞，夜以继日，强弩弋高鸟，走犬逐狡兔”[9]的贵族生活则是毫不值得留恋的东西，因为这些享乐都是空虚而难以持久的，都与“道”背离，就算是“势为万乘”，最终也难免成为“日忧悲者”[10]，“终身为悲人”[11]。在《淮南子》看来，要想在政治上摆脱这种困境，找到出路，最理想的办法只能是力求“得道”，让“性命之情处其所安”[12]，实现“德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面对与处理自身在政治上所遭遇的各种危机，转危为安，变祸为福。(www.xing528.com)
不论是基于国家政治发展的原因，还是自身特定政治处境的原因，《淮南子》在政治思想上所表现出的鲜明而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警醒意识都值得我们在廉政文化建设中认真地反思和借鉴。广大的党员干部，只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同样具有深刻的政治忧患意识、警醒意识，才能始终将“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这一政治理念铭记在心，将国家、民族的发展大业放到自己事业的第一位来严肃对待和考量，也才能对自身的政治前途和荣辱形成一种清醒而正确的认识。因此，能否在政治上突显出忧患意识、警醒意识，这决定了广大的党员干部能不能在实践中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只有秉持理性的忧患意识、警醒意识，清廉执政，公正为民，才能真正获得于国有益、于己有利的良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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