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对秦末陈胜起义的民权审视-道治天下思想史论上

《淮南子》在思想上“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尤为重视对先秦以来王朝政治发展经验的历史总结，意图以此为西汉统治者提供有益的政治借鉴。在《淮南子》看来，秦末陈胜起义的产生发展，事关秦、汉王朝的兴衰存亡，其间不仅深刻反映出君民关系对王朝政治的重大影响，而且透显出专制君主政治中的“君权”“民权”之争。

作为西汉思想史上的“王者之书”，《淮南子》在政治上自然秉持“尊君”立场，维护西汉统治阶层的根本利益，但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基于对秦、汉王朝政治的经验反思，并没有片面强化《淮南子》的君本立场，走上极端推崇君权之路，而是对现实中的民众权益给予积极的政治关注，倡扬其中所应有的“民本”精义。正因如此，《淮南子》在《兵略》与《人间》中论及秦末陈胜起义时，重在认可其“诛暴秦”的正当的“起事理由”，并没有否定非议这场秦汉史上规模空前的农民大起义，将其历史产生与王朝政治绝然对立起来，站在统治阶层的立场贬其为“盗”为“寇”^[47]。相反，《淮南子》充分体现出西汉前期思想家所普遍具有“民本”精神，痛批秦始皇及二世胡亥的残民政治，强调王朝政治中广大民众理应享有的生存权、发展权，甚至积极肯定陈胜起义中民众对君主暴政的反抗权。

《淮南子》认为陈胜起义的出现，是秦王朝统治者践踏民众生存权益的政治恶果，折射出秦王朝自始皇统治以来，严重缺少积极的民生政策及实践的历史现实。对秦王朝这种惨痛的政治教训，《淮南子》在思想上十分重视，既向西汉统治者揭示出奢靡纵欲之害，也试图促其心怀民众，实施“安民”“利民”的治国政策，实现“应时修备，福国利民，实旷来远者”^[48]的政治发展。一方面，“民之所望于主者三：饥者能食之，劳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49]，《淮南子》认为广大民众对统治者有着生存权的内在诉求，希冀统治者能实施善政，维持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使其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另一方面，对统治者而言，如要“求民为之劳也，欲民为之死也”^[50]，在政治上实现君民相报的良性发展，获得广大民众的积极支持，也必须践行“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的治国理念，理智节制自身嗜欲，避免“急兹无用之功”^[51]，积极推行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民生政策，正所谓：“善御者不忘其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为人上者不忘其下。诚能爱而利之，天下可从也。弗爱弗利，亲子叛父。”^[52]在《淮南子》看来，秦王朝统治者之所以“失天下”，从深层原因看，既在于其严重忽视广大民众现实的生存愿求，更在于其根本缺失当政者应有的“利民”之心，故而随着秦王朝的民生实践走向彻底失败，秦始皇及二世胡亥收获的也只能是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乃至深刻仇恨。

《淮南子》认为，在秦末政治发展中，社会民众不但无法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且更难以获得稳定良好的政治环境，实现自身的发展权益。“古者圣王在上，政教平，仁爱洽，上下同心，君臣辑睦，衣食有余，家给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顺，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愿”^[53]，“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给，君施其德，臣尽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爱，而无憾恨其间”^[54]，《淮南子》在王朝发展上期望“政教平，仁爱洽”的理想状态，认为只有这种具有深厚的人道内涵的政治环境，才能解决社会民众的衣食之忧，为其提供文明有序的社会条件，促使其实现“人得其愿”的良好发展。但《淮南子》也清醒看到，如若统治者像秦始皇及二世胡亥那样，是“挠于其下，侵渔其民，以适无穷之欲”的“贪主暴君”^[55]，那么在现实政治中，则可能产生“万民悉苦，生业不修矣”的苛政状态。在这种情形下，广大民众不仅会因沉重赋役而“饥寒穷匮”，甚至更会遭受到统治者残酷的刑罚压制，“随逮肆刑，挽辂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万之数”。“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宁，吏民不相憀”，《淮南子》眼中的秦末政治现实，与其所追求的“衣食有余，家给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顺，生者不怨，死者不恨”的发展愿景，其间所隔道里何止千万。由此而言，秦末陈胜起义之所以能“一人唱而天下应之者”，根本上是由于广大民众对秦政发展已然信心丧尽，这既意味着民众对生存权被损害的强烈不满，更意味着民众对自身发展权被扼杀的政治绝望。“夫水浊则鱼噞，政苛则民乱”^[56]，当秦末社会民众看不到生存发展的最后希望时，农民起义终因“戍卒陈胜”的横空出现，如燎原之火，势不可挡地迅猛蔓延，“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57]。

在历史反思秦末陈胜起义之时，《淮南子》不仅深刻批判秦王朝对民众生存发展权益的野蛮践踏，而且从“民本”立场出发，严厉抨击秦始皇及二世胡亥滥用“君权”，肆虐妄为的政治所行，进而积极肯定广大民众对秦末暴政所具有的正义的反抗权。

“故立君以一民”^[58]，“所为立君者，以禁暴讨乱也”^[59]，《淮南子》指出专制君主的产生，本为消除现实中的纷争暴乱，建立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使其有利于社会民众的生存发展，而非相反。“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穷，吊死问疾，以养孤孀”，“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60]，《淮南子》认为，这正是统治者的“君权”所应发挥的积极效用。但在其看来，秦王朝统治者的治国实践却同此背道而驰。不论在政治、军事上，抑或法治、经济上，秦始皇及二世胡亥无一不是“以威力为至道，以权诈为要术”^[61]，唯“君欲”是从，纵“君权”妄为，对社会民众只有残虐刻深，而无仁爱德义可言，因此这种完全缺失“民本”意识的统治者，《淮南子》认为只能被视为“无道之君”。“杀无罪之民，而养无义之君，害莫大焉；殚天下之财，而赡一人之欲，祸莫深焉”，当统治者彻底与民众利益相对立时，《淮南子》振聋发聩地提出：“至于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长海内之祸，此大伦之所不取也”，“今乘万民之力，而反为残贼，是为虎傅翼，曷为弗除！夫畜池鱼者必去猵獭，养禽兽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62]，强调广大民众有权反抗统治者的暴政行为，而这种促化王朝更替的革命实践，《淮南子》认为具有内在的正义性，合乎王朝政治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基于此，《淮南子》指出：“故君为无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饮。夫有谁与交兵接刃乎！故义兵之至也，至于不战而止”^[63]，深刻认识到秦末陈胜起义之所以会“奋臂大呼，天下席卷”，究其根本缘由，在于陈胜实际成为广大民众反抗“暴秦”的代言者，因此其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是“义兵”，能够成为终结秦王朝命运的合理的历史动力。

《淮南子》这种对民众反抗权的可贵肯定，如就思想渊源而言，兼涉黄老、儒家的历史影响。“所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所谓义也。义者，众之所死也。是故以国攻天下，万乘之主并兼希不自此始，鲜能终之；非心之恒也，穷而反矣”^[64]，“圣人举事也，合于天地，顺于民，祥于鬼神，使民同利，万夫赖之，所谓义也”^[65]，黄老道家所主张的治国为“义”论，与《淮南子》所言内在精神一致，都强调统治者应正义施政，为民兴利，而不是倒行逆施，与民为仇。而儒家自先秦以来就有所谓“汤、武革命”政治主张，论证商、周王朝更迭的内在正当性。时至西汉前期，以齐人辕固生为代表，儒家学者继续阐言“汤、武受命”论，认为：“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66]，甚至以西汉王朝取代秦王朝为例，表现出对民众反抗权的极富魄力的政治肯定。儒家这种反对无道政治的思想主张，也为《淮南子》所认同。因此，在《人间》中，《淮南子》指出：“于是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戏。刘、项兴义兵随，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将汉高祖刘邦看作是陈胜农民起义的后继者，在某种程度上默认西汉王朝的建立，实乃受益于前者的政治遗产，同样是秦末广大民众反抗暴政的历史代表。“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发边戍，筑长城，修关梁，设障塞，具传车，置边吏。然刘氏夺之，若转闭锤”^[67]，《淮南子》认为，秦、汉王朝这种“若转闭锤”式的短促更替，如同商、周之兴亡，都彰显出民众现实权益的不容忽视性，以及民众反抗所具有的强大力量。

综上所论，继汉初贾谊、晁错之后，《淮南子》也从“过秦”视角出发，对秦末陈胜起义进行历史反思，“力图通过秦亡汉兴的历史过程的考察，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提供历史的借鉴”，并试图以此“戒汉”，促使西汉统治者“从秦朝的失败中得到有益的启示”^[68]。在论及陈胜起义的过程中，《淮南子》深刻认识到：“积怨在于民也”，这是秦王朝一切政治失败的总根源。“欲知筑修城以备亡，不知筑修城之所以亡也；发适戍以备越，而不知难之从中发也”^[69]，《淮南子》指出，秦王朝统治者害怕丧失政权，迷信战争、刑罚的暴力手段，以此“威劫”百姓，迫之臣服，但其偏偏不惧君民关系的现实破坏，长期推行极欲主义的功利化法家政治，使民众的生存发展权益遭到严重损害。秦王朝统治者这种极其短视的治国实践，最终导致“君权”“民权”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性，根本上破坏君、民关系在现实利益上的共存性、平衡性，只能是逼民奋起，反抗暴政。“其施厚者其报美，其怨大者其祸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无患者，古今未之有也”^[70]，通过汲取秦王朝“畜怨”于民的败亡教训，《淮南子》试图推动西汉统治者延续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黄老政策，促其在“布德施惠”中协调君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以此“运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71]，夯实王朝存在的“民本”根基，使之永“有天下”，长治久安。

【注释】

[1]初稿发表于《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荣获2014年上海“国学”研究生学术论坛论文二等奖。收入本书时内容有修订。

[2]《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第236页。

[3]《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第2956页。

[4]《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56页。

[5]关于秦末陈胜起义研究，学界成果主要有两类：一是考证陈胜的乡里、故籍、出身及陈胜起义的国号等。如苏诚鉴《陈胜故籍和出身》（《安徽史学》，1986年第5期，第21～22页），张耀政《陈胜乡里阳城新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992年第2期，第59～64页），张天社《陈胜出身及有关问题的考辨》（《唐都学刊》，2012年第4期，第84～89页），周乾溁《关于陈胜农民政权“号为张楚”的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第60～62页）；二是探讨陈胜起义的政治内涵及历史影响。如：赵捷民《陈胜吴广起义与知识分子的作用》（《历史教学》，1981年第8期，第15～17页），曾祥文《陈胜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5期，第52～55页），王灿《被摇摆于“王”“盗”之间——论陈胜及其起义在中国古代的特殊形象和地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98页）。但现有成果对《淮南子》与陈胜起义的关系，却少有深入探讨，仅有偶引《淮南子》史料者，拙文即试图对此有所弥补，丰富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内涵。

[6]《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88～1290页。

[7]同上，第1290页。

[8]《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62页。

[9]同上，第1063页。

[10]《淮南子集释·诠言》，第997页。

[11]《淮南子集释·齐俗》，第826页。

[12]《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63页。

[13]《史记·李斯列传第二十七》，第2561页。

[14]《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第284页。

[15]同上，第278页。

[16]《淮南子集释·精神》，第552页。

[17]《史记·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第2622页。

[18]《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63页。

[19]《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90页。

[20]《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第293页。

[21]《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64～1065页。

[22]《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79页。

[23]《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第2699页。

[24]《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38页。

[25]《淮南子集释·修务》，第1316页。

[26]《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43～1045页。

[27]《淮南子集释·本经》，第604页。

[28]同上，第603页。

[29]《史记·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第2573页。

[30]《史记·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第2573页。

[31]《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45页。

[32]《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85～686页。(www.xing528.com)

[33]同上，第681页。

[34]《淮南子集释·时则》，第382页。

[35]《汉书·贾邹枚陆传第二十一》，第2332页。

[36]《淮南子集释·诠言》，第1013页。

[37]《汉书·爰盎晁错传第十九》，第2296页。

[38]《淮南子集释·缪称》，第705页。

[39]《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14页。

[40]《淮南子集释·齐俗》，第774页。

[41]《史记·李斯列传第二十七》，第2553页。

[42]《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60页。

[43]《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55页。

[44]《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23页。

[45]《新书校注·大政上》，第339页。

[46]《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23页。

[47]王灿：《被摇摆于“王”“盗”之间——论陈胜及其起义在中国古代的特殊形象和地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91～98页。

[48]《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88页。

[49]《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90页。

[50]《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90页。

[51]《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25页。

[52]《淮南子集释·缪称》，第757页。

[53]《淮南子集释·本经》，第599页。

[54]同上，第601页。

[55]《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85页。

[56]同上，第612页。

[57]《史记·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第2573页。

[58]《淮南子集释·诠言》，第1012页。

[59]《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46页。

[60]《淮南子集释·主术》，第1315～1316页。

[61]《两汉纪·汉纪·高祖皇帝纪卷第二》，第16页。

[62]《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45～1046页。

[63]同上，第1048页。

[64]《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十大经·本伐第十一》，第304页。

[65]《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十大经·前道第十二》，第310页。

[66]《史记·儒林列传第六十一》，第3122～3123页。

[67]《淮南子集释·道应》，第894页。

[68]庞天佑：《论中国古代的历史总结与国家盛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64～65页。

[69]《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91页。

[70]《淮南子集释·缪称》，第708页。

[71]《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