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淮南子》思想史论上

《淮南子》对秦末陈胜起义不仅有着具体的历史记忆，而且试图从西汉王朝的政治立场出发，反思秦末农民起义产生发展的历史教训，总结其中所蕴含的为政、为君之道，为现实中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提供有效借鉴。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刘邦与陆贾之间曾有“马上”得天下与“马上”治天下的重大争论。陆贾向刘邦明确指出：“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而汉高祖对前者所言也深有所思和认同，进而提出：“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23]。汉初这一著名的君臣问答，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即在于秦末暴政及陈胜起义的产生发展。受此君臣问答的思想影响，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同样认为秦王朝的政治失败，根源于其“得天下”与“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及政策的严重错位。出于这种认识，在《兵略》与《人间》中，《淮南子》深入反思秦末陈胜起义的产生原因，从义为兵本、民为国本和君为政本等三个方面，揭示其与秦王朝政治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

其一，在战争行为上，《淮南子》认为秦政之失在于背离“义为兵本”的治国原则，严重损害社会民众的生存利益，由此激化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利害冲突，成为促发秦末陈胜起义的直接的导火线。

《淮南子》在思想上强调统治者应“以为天下兴利”^[24]，认为：“天下之盛主，劳形尽虑，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25]，而统治者为民“兴利”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其战争理念及实践。因此，《淮南子》反复指出：“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夫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26]，“故兵者，所以讨暴，非所以为暴也”，将“用兵有术矣，而义为本”^[27]视为统治者从事战争的首要原则。但在《淮南子》看来，秦王朝的战争行为却与此截然相反，始终充满内在的非正义性。“晚世务广地侵壤，并兼无已，举不义之兵，伐无罪之国，杀不辜之民，绝先圣之后，大国出攻，小国城守，驱人之牛马，傒人之子女，毁人之宗庙，迁人之重宝，血流千里，暴骸满野，以赡贪主之欲”^[28]，战国后期以来秦始皇攻伐六国的兼并战争即是如此，“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29]。秦王朝建立之后，统治者没有以发展经济、安定民生为首务，而是“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30]，为满足统治者好大喜功的政治私欲，长期延续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在击胡攻越的扩张战争中耗尽民财国力。秦王朝统治者的这种战争行为，在《淮南子》看来，只能造成“杀无罪之民，而养无义之君，害莫大焉；殚天下之财，而赡一人之欲，祸莫深焉”^[31]的消极结果。因此，《淮南子》在论及秦末陈胜起义时，不遗余力地批评秦始皇及二世胡亥的“黩战”政策，凸显其祸民误国的非正义性。

其二，在社会民生上，《淮南子》认为秦政之失在于蔑弃“民为国本”的治国原则，在秦王朝建立后无法及时转向文治化的政策方向，进而稳定农业秩序，恢复经济发展，缓解民生困境，这成为秦末陈胜起义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淮南子》认为现实的生存需求，这是社会民众必须面对的最大实际，同样也是统治者在治国理政中的当务之急，“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32]。而且《淮南子》在政治上还要求统治者量入而取、轻徭薄赋，尽量缓解广大民众的经济负担，“人主租敛于民也，必先计岁收，量民积聚，知饥馑有余不足之数，然后取车舆衣食供养其欲”^[33]。在《淮南子》看来，良好的政治发展便应体现出民生为重、善政为先的合理内涵，这是统治者“布德施惠，行庆赏，省徭赋”^[34]于其民的积极表现。(www.xing528.com)

与此不同，《淮南子》猛烈抨击秦始皇及二世胡亥对社会民生问题的漠视，认为其虽然“势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为郡县”，但却只知“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丝毫“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和统治者拼命的享乐纵欲鲜明对照，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还要承担极其沉重的徭役赋税，“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随时面临来自严刑峻法的残酷戕害，以致于“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故天下坏也”^[35]。正由于秦始皇及二世胡亥在社会民生问题上的恶性作为，使得“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宁，吏民不相憀”，让王朝政治发展彻底脱离正轨，迅速滑向败亡之地。“若多赋敛，实府库，则与民为仇”^[36]，《淮南子》深刻认识到秦王朝统治者在社会民生方面的根本失败，实际上已经将其置于社会各阶层的对立面，不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政府官吏，最终都已无法忍受秦王朝的继续存在。正如文帝时期晁错所言：“秦始乱之时，吏之所先侵者，贫人贱民也；至其中节，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涂，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离散逋逃，人有走心。陈胜先倡，天下大溃，绝祀亡世，为异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宁之祸也。”^[37]由此可见，《淮南子》对秦末陈胜起义的政治认识，与其思想上“民为国本”的治国理念密切相关，这也是《淮南子》之所以能对陈胜起义持有肯定态度的内在缘由。

其三，在君治实践上，《淮南子》认为秦政之失在于统治者严重忽视“君为政本”的治国原则，不仅没有合理节制自身嗜欲，反而奉行极欲主义的政治理念，日益恶化君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对秦末陈胜起义起到强烈的激化效应。

“主者国之心，心治则百节皆安，心扰则百节皆乱”^[38]，《淮南子》认为专制君主是王朝政治发展的关键所在，其自身政治修养及能力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现实生存和王朝的稳定秩序。“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39]，《淮南子》理性认识到，统治者对自身物质欲望的过度放纵，必然造成扰民政治，甚至于产生残民政治。因此在“为君之道”上，《淮南子》尤为强调君主节欲的重要性，提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40]。在《淮南子》看来，秦末陈胜起义的历史爆发，根本上和秦王朝统治者的极欲主义实践密不可分。秦始皇可以为“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发动攻伐南方越族的不义之兵，而秦二世胡亥则更是倡言：“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41]，不断加重徭役赋税，继续大兴土木，务为奢侈，拼命享乐。秦王朝统治者这种“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的乱政暴行，成为《淮南子》所言“上好取而无量”的反面典型，最终激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引发秦末农民起义的历史洪流。“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42]，《淮南子》深刻指出，秦王朝虽然表面强大，但由于统治者的纵欲残民，早已是“民胜其政，下畔其上”的崩解局面，因此当“戍卒陈胜兴于大泽，攘臂袒右，称为大楚”之时，广大民众迅速群起响应，“天下为之麋沸蚁动，云彻席卷，方数千里”。也正因为秦末社会民众深受统治者的纵欲之害，所以《淮南子》从黄老立场出发，深入阐扬清静寡欲、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试图影响和促使西汉统治者以秦始皇及二世胡亥为鉴，延续汉初“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实现“君为政本”的良性发展。

总之，“树黍者不获稷，树怨者无报德”^[43]，《淮南子》认为秦末陈胜起义迅猛的产生发展，这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秦王朝统治者长期奉行极欲主义的法家功利化路线，严重漠视广大民众生存利益的必然结果。“故仁义者，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44]，《淮南子》认为，正因秦始皇及二世胡亥迷信和滥用帝王专制权力，在治国实践上始终不以民众利益为本，破坏和背离义为兵本、民为国本与君为政本的根本原则，疯狂从事满足个人私欲的政治功业和物质享乐，以致“积怨于民也”“与民为仇”，自毁秦王朝得以存在的政治根基，促其二世而斩。“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45]，与汉初贾谊的“过秦”批判一致，《淮南子》也深思而论：“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