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对秦末陈胜起义的历史记忆

《淮南子》一书虽然产生于西汉景、武时期，距离秦王朝之覆灭，已隔半个多世纪，但其并没有淡忘秦末政治的残苛、动荡，对因暴政而生的陈胜起义仍然记忆犹新。在《淮南子》看来，这场规模空前的农民起义，始作俑者乃是秦王朝的统治者，正因其穷兵黩武、享乐纵欲的治国实践，致使广大民众难以维系基本的生存发展条件，陷于水深火热之绝境，被迫奋起反抗。基于这种认识，在《兵略》与《人间》中，《淮南子》对秦末战争的残酷性、民生的凋敝性和统治者的暴虐性，以及随之产生的陈胜起义的广泛性、剧烈性，都表现出深切的历史记忆。

首先，不论《兵略》，抑或《人间》，在提及秦末风起云涌的陈胜起义时，都将其产生的缘由，与秦始皇及二世胡亥时期的兵役之兴密切关联，认为秦末持续不断的战争行为，日益成为社会民众难以承受的政治负担，迫其濒于经济的破产境地，甚至于生命不保。

“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6]在《淮南子》看来，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在政治上非但不致力于安定民生，反而变本加厉，继兼并六国的战争之后，向北胡南越之地展开大规模的军事扩张，以满足自身的私利私欲。事实上，正由于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延续秦人迷信武力的战争思维，加之法家极欲主义的思想促动，使得秦王朝走向罔顾民生、滥用民力的黩战歧途，以致“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7]的社会惨景。秦二世胡亥在位之际，并未从始皇之政中迷途知返，施行止战安民的政策转变，而是“兴万乘之驾，而作阿房之宫，发闾左之戍，收太半之赋”，更加“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完全“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8]。秦王朝统治者这种唯“战”是务、大兴徭役的治国实践，对长期处于战争重负中的社会民众而言，无疑雪上加霜，成为最终压垮民力民心的直接因素，“戍卒陈胜兴于大泽，攘臂袒右，称为大楚，而天下响应”^[9]。由此可见，秦王朝的迅速败亡，始于“戍卒”起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秦始皇及二世胡亥“黩武”政策的必然结果。可以说，秦王朝兴于“战”，却又亡于“战”。

其次，对《淮南子》的作者们而言，忆及秦末陈胜起义时，最为深感痛切的是秦末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以及由此造成的民生的凋敝性。因为战争的发动，损耗的是国力，但根本上却是民力。

“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10]，《淮南子》认为统治者在治国上应始终以“安民”为本，保障社会民众从事农业生产的日常条件，在经济发展上利民富民，使其解决衣食问题，得以“足用”。但在《淮南子》看来，秦王朝的政治发展显然与此相悖。“秦王之时，或人葅子，利不足也”^[11]，《淮南子》认为在秦王朝的建立过程中，广大民众早已饱尝兼并战争之摧残，衣食成忧，生存困难。秦王朝建立后，广大民众仍然无法摆脱战争和苛政的桎梏，又因统治者的极欲主义实践，终归难逃“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宁，吏民不相憀”^[12]的生存困境。正是秦王朝统治者这种漠视民生、与民争利的政治暴行，成为促使广大民众铤而走险、奋起反抗的社会经济内因。虽然时过境迁，《淮南子》的作者们与秦末政治相隔数十年，但显而易见，对广大民众深受秦王朝暴政之害，民不聊生的历史惨遇，这些身处西汉兴盛时期的思想家们仍然感触深刻，由衷表达出对秦王朝统治者的强烈不满，以及对秦末社会民众的哀悯之情。

再次，秦末政治的残虐发展，之所以会激起来势凶猛的陈胜起义，《淮南子》认为根本上还是由于统治者法家化的极欲主义理念及实践，秦始皇及二世胡亥对此都有着充分体现。(https://www.xing528.com)

秦始皇兼并六国，建立新的中央集权王朝，成为“千古一帝”，但其始终长于武功，文治乏力，在政治上不休兵戈，大兴土木，享乐纵欲，严刑酷法，虽然统治期间也曾有过“缓刑罚，薄赋敛”^[13]的政策表现，但终归是昙花一现，并不持久。秦二世即位之后，对始皇时期的弊政不仅没有改弦易辙，反而更进一步地推行和强化，“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14]，最终导致秦政彻底崩坏，不可挽救。汉人对此总结道：“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15]而在《淮南子》看来，秦王朝统治者的这种持续性的政治暴行，皆因其奉行法家化的极欲主义理念所致。“夫人主之所以残亡其国家，损弃其社稷，身死于人手，为天下笑，未尝非为非欲也”^[16]，《淮南子》认为秦始皇及二世胡亥，实属此类君主。事实上，秦末政治的日趋衰败，统治者自身的极欲主义实践起到内在恶化的消极作用，而与此互为表里，秦王朝统治者在现实中极其残苛的法治实践，也使得“百姓之随逮肆刑挽辂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万之数”。经由这种极欲主义政治的恶性发展，秦王朝最终在“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戮力击秦”^[17]的农民起义风暴中土崩瓦解。

最后，秦末陈胜起义展现出的广泛性、剧烈性，也让《淮南子》印象颇深，使其充分认识到广大民众反抗秦末暴政所具有的历史伟力。

“戍卒陈胜，兴于大泽，攘臂袒右，称为大楚，而天下响应”^[18]，“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戏”^[19]，在《兵略》与《人间》中，《淮南子》反复言及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如何在秦末社会剧变中获得迅速发展，造成全国范围内的空前震动。《淮南子》认为，陈胜起义波澜壮阔的产生，绝非偶然事件，其短时间内便得到“天下响应”的表象之下，显露出始皇以来秦王朝暴政的严重积弊。如汉人所言：“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20]，《淮南子》实际上也认为，如非秦王朝长期处于残虐政治之中，从始皇至二世胡亥始终未曾得到根本调整，陈胜起义也不会在短期内产生强烈至极的政治连锁效应。因此，《淮南子》明确指出：“当此之时，非有牢甲利兵，劲弩强冲也，伐棘枣而为矜，周锥凿而为刃，剡摲筡，奋儋，以当修戟强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为之麋沸蚁动，云彻席卷，方数千里。势位至贱，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应之者，积怨在于民也”^[21]，从根本上强调：秦王朝的政治失败，并不是朝夕之事，而是长久以来“积怨在于民也”的必然结果。也正是出于这种理性的政治认识，《淮南子》对秦末陈胜起义所爆发出的磅礴力量，所展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剧烈性，留下至为深刻的历史记忆。

总之，对陈胜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淮南子》有着内在的政治同情。在其关于秦末社会发展的历史记忆中，有的只是对秦王朝暴政的深为不满，以及对广大民众为生存发展权益而奋起反抗的深切理解，而没有固着在统治阶层的政治立场，对这场蓬勃汹涌的农民起义横加非议，斥责否定。《淮南子》这种倾向民众利益的政治态度，充分体现其“防民之所害，开民之所利”^[22]的思想旨趣，彰显西汉前期思想家所突出具有的政治理性及“民本”精神。换言之，《淮南子》虽然不是西汉思想家中最先论赞陈胜起义者，但作为黄老道家的代表之作，其对陈胜起义的政治同情、理解与肯定，在某种程度上，也更能反映出西汉前期统治阶层所具有的开明包容的政治气度，而这与汉初以来有利于广大民众生存发展的黄老治国精神深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