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思想史论：胜秦与道治天下

“法家思想为秦政之础石。其术大行于商鞅，其学大成于韩非。至李斯则盛极而衰，法家之政治遂随秦以共亡”^[81]，《淮南子》对此有着极为深刻的政治认识。“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商鞅支解，李斯车裂”，这在《淮南子》看来，根本上是由于秦王朝的政治发展缺少“民本”的正义性内涵，不“布德施惠”于百姓，致使“百姓不亲”，难以“求其报于百姓也”，故而才会沦于灭亡，正所谓“树黍者不获稷，树怨者无报德”^[82]。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对秦王朝的政治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历史批判与反思，试图总结其中的政治经验及教训，为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提供有益之借鉴。

“秦皇帝得天下”，然“不能守”，“刘氏夺之，若转闭锤”^[83]，作为西汉的王者之书，《淮南子》中具有内在的“贬秦”而“兴汉”的政治情结，这使得《淮南子》在思想上始终体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立足于西汉社会现实，探求实现“刘氏”之天下长治久安的政治方案。因此，《淮南子》试图从批判秦王朝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既为“汉代秦立”和“汉政胜秦”的政治正义性有所证明与强化，也为“更新汉政”提供一种“身国合一，身国同治”的政治理念，由此构建出西汉王朝的理想之政治秩序。

首先，《淮南子》认为，“汉代秦立”是秦王朝“奢淫暴虐，务欲广地”^[84]之暴政的必然结果，具有历史的正义性，应天顺人。

在《淮南子》看来，秦王朝在政治上极为不“得民心”，“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以致于“道路死人以沟量”^[85]，故而才会有秦末“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戏。刘、项兴义兵，随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86]的历史发展。一方面，秦王朝的统治者拼命地“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另一方面，却是“百姓之饥寒穷匮”的政治现实得不到任何改变。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政治矛盾在秦王朝的后期发展到极致，可是秦王朝的统治者非但不改弦易辙，与民休息，反而“凿五刑，为刻削”，“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最终由于“积怨在于民也”^[87]而走向速亡。因此，如若没有秦王朝的倒行逆施，就不会有“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的社会动荡，更不会出现“一人唱而天下应之”的农民大起义，而西汉王朝的建立也就不会“若转闭锤”了。“不达乎人心，位虽尊。何益於安也”^[88]，正是在批判秦王朝不得人心的暴政中，《淮南子》对西汉王朝的建立所具有的合理性、正义性内涵有所强化，为进而证明“汉政胜秦”提供了必要前提。

其次，《淮南子》认为，“汉政胜秦”在西汉初期的历史发展已经得到充分证明，“刘氏”之天下能够“参于天地，合于民心”^[89]，和秦王朝相较，更为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与“秦王之时，或人葅子，利不足也”截然不同，《淮南子》指出：“刘氏持政，独夫收孤，财有余也”^[90]，体现出以“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91]的政治理念。从西汉王朝建立伊始，基于“暴乱已胜，海内大定”的政治局面逐渐形成，“刘氏”政权开始着重王朝的政治建设，“继文之业，立武之功”，侧重于以“文治”安天下，因此“履天子之图籍，造刘氏之貌冠，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钟，击鸣鼓，奏《咸池》，扬干戚”^[92]，践行完全有别于秦王朝的政治路线，反其道而行之，凸显出所谓儒、墨的“先圣之遗教”，强化政权内在的合理性、正义性。从中可见，《淮南子》对汉初的政治发展具有相当的自傲感，认为这是“汉政胜秦”的历史进步，能够体现出“仁义”的政治内涵，更能有利于民众的生存和发展，“圣人因时以安其位，当世而乐其业”^[93]，在这种秦王朝时期所少见的政治景象中，充分显示出汉初“百姓离秦之酷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94]的历史现实。

最后，《淮南子》虽然认为“汉政胜秦”，但并不以为西汉初期的政治发展就已完善，相反，《淮南子》始终体现出深刻的政治忧患意识，试图以秦为鉴，为西汉王朝寻求一种较为理想的政治方案，实现“更新汉政”的根本目的。在《淮南子》看来，统治者只有秉持黄老之“治道”理念，将“治身”与“治国”相互结合，达到“身国合一，身国同治”，才能实现“通治之至”“至人之治”的政治状态，构建出西汉王朝的理想之政治秩序。

基于秦王朝的政治教训，《淮南子》在思想上明确提出，统治者应该“知治乱之源”^[95]，“通于治乱之本”^[96]，以秦为鉴，避免覆辙。秦王朝的政治发展之途，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条绝路，其中所内涵的“治道”与“治术”也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和反思，因此《淮南子》认为：“事不本于道德者，不可以为仪”^[97]，只有用道家思想来指导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实现“清净”“无为”之治，才能真正有利于民众，也根本上有利于“刘氏”。“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乐其间”^[98]，对于任何王朝而言，专制君主都是政权之核心，所以唯有让统治者自身认同和奉行“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与民休息，与民更始的政治发展才能实现。对此，《淮南子》提出“治身”与“治国”互为表里、相互融合的政治建言，试图在汉初相对稳定的政治发展中，以道家式的“内圣型的经世之学的形式”^[99]优化统治者自身的政治素养，促使其实现“得人心”而“治天下”的政治目的。

在《淮南子》看来，“治身”即为“治国”，而“治国”之关键就在“本任于身”^[100]。“因天下而为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于彼而在于我，不在于人而在于我身，身得则万物备矣”^[101]，在这里，《淮南子》实际上是受到《吕氏春秋》的深刻影响，后者认为：“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102]，“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103]，“胜理以治身，则生全以；生全则寿长矣。胜理以治国，则法立；法立则天下服矣”^[104]。由此，《淮南子》充分继承《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坚持和主张统治者应以“治身”促进“治国”，从而实现“身国合一，身国同治”的理想状态。在《淮南子》看来，只有如此，统治者方能“内能治身，外能得人，发号施令，天下莫不从风”^[105]。

《淮南子》所言“身国同治”，既是对秦王朝进行历史反思的结果，也是对西汉王朝的统治者有所劝谏的理论表现。《淮南子》认为，秦王朝“挠于其下，侵渔其民，以适无穷之欲”，致使“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106]，这最终只能造成“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乃至“遂失天下”。因此，“夫纵欲而失性，动未尝正也，以治身则危，以治国则乱”^[107]，对秦王朝而言，不仅统治者自身难保，而且王朝也终将覆灭。正因如此，《淮南子》在政治上强调：“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108]，认为只有统治者懂得与践行“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109]的道理，才能“取下有节，自养有度，则得承受于天地，而不离饥寒之患矣”。

《淮南子》之所以会如此重视统治者的“治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汉武帝的讽谏。西汉王朝进入武帝时期以后，逐渐开始出现好大喜功、内外兼动的政治发展，这与汉初文、景时期的“清净无为，与民休息”的政治局面已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作为诸侯王的淮南王刘安，有意识地将自身对现实政治的忧虑之情在《淮南子》中有所体现，“治君者不以君，以欲”^[110]，希望能够鉴秦之失，以强化“黄老”治道精神的方式去影响汉武帝，或许这正是他之所以会“入朝，献所作《内篇》”的内在原因。在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淮南子》所言“治身”并非简单的黄老思想，而是时常体现出“用于政治的老庄之学”^[111]，尤其是庄子，所谓的“至人之治”“真人之所游”等都深刻体现出《淮南子》不同于黄老之术的思想内涵。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淮南子》的“身国合一，身国同治”思想虽然整体彰显出道家的基本理念及精神，但若细致而言，却又存在着黄老道家与老庄道家的些许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二者混合之后的产物。就“治国”而言，前者的影响要大些，但就“治身”而言，似乎老庄要更为深刻，更能体现出《淮南子》在政治信仰及精神上的理性化色彩。正是通过对“治身”与“治国”进行道家化的思想融会，《淮南子》最终为西汉王朝提供了一种既可以有利于统治者自身的主体存在，又可以有助于民众与王朝的客观发展的政治方案，试图由此构建出能够“更新汉政”的理想秩序。

综上所述，作为“汉代初年学术融合的一个缩影”^[112]，《淮南子》对秦王朝的政治批判与反思，独到而深刻，在西汉初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别是其地域化、群体化的思想特点，在同时期的其他著作中较为少见。基于黄老思想的根本立场，《淮南子》对秦王朝与法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政治反思，试图从“过秦”和“鉴秦”中获得建设性的思想资源，以此促使西汉王朝能够克服秦王朝在“治道”与“治术”上“轻民本，重功利”的致命缺陷，推动其在“汉代秦兴”的历史机遇中，实现开明的专制君主政治发展，最终完成从“汉政胜秦”到“更新汉政”的根本转变。《淮南子》对理想之政治秩序的设想，并不止于王朝自身的发展，而是力求融通“治身”与“治国”，以专制君主为政治核心，实现“身国合一，身国同治”。姑且不论《淮南子》所言是否能在现实政治中完全付诸实践，只就其所提出的特定政治思路而言，既是对先秦道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历史继承，更是对其时代性的发展与丰富，这在秦汉思想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不容忽视。

【注释】

[1]删减稿三千余字发表于《光明日报》2013年3月4日第16版“国学”，全文收入梁枢、张其成主编：《国学博士论坛征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年；转载于2013年3月4日人民网·理论、光明网·理论、中国社会科学网·历史学·中外博览，《淮南宣传思想论坛》2014年第1～2期；荣获安徽省淮南市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2010—2013）“十个一工程”奖。收入本书时标题及文字内容有修订。

[2]戴黍：《〈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第142页。

[3]《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30页。

[4]学界对《淮南子》与秦王朝之政治发展已有所探讨，但专题研究较少，仍需深化和拓展。代表性成果主要有：一是专门论述，如陈宏光、丁国峰《淮南子思想与法家思想比较研究》[《淮南子研究》（第2卷），黄山书社，2008年，第107～120页]，戴黍《试析〈淮南子〉中所见的“法”》（《江淮论坛》，2006年第2期，第97～100页），李增《淮南子对先秦法家之法之批判》（《淮南子哲学思想研究》，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第228～289页），高旭《〈淮南子〉道、法思想关系探论》（《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44～48页），高旭《论〈淮南子〉对法家思想的历史扬弃》（《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60～65页）；二是相关论文有所涉及，如王志林《秦汉杂家道法思想述论》（《法学杂志》，2009年第2期），于首奎《〈淮南子〉政治思想刍议》（《东岳论丛》，1989年第5期），李秀华《〈淮南子〉治国思想论析》（《辽宁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三是相关著作间或论及，如马庆洲《淮南子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0～75页），戴黍《〈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1～145页），孙纪文《淮南子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224页），雷建坤《综合与重构——〈淮南子〉与中国传统文化》（开明出版社，2000年，第149～162页）。

[5]《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63页。

[6]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增补第三版），第198页。

[7]林剑鸣：《秦汉史》，第76页。

[8]《史记·天官书第五》，第1348页。

[9]贾谊著，阎振益、钟复校注：《新书校注·过秦下》，中华书局，2000年，第16页。

[10]《汉书·刑法志第三》，第1089页。

[11]《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43～1046页。

[12]《淮南子集释·修务》，第1315～1316页。

[13]《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90页。

[14]王利器：《新语校注·无为第四》，中华书局，1986年，第62页。

[15]《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43～1045页。

[16]《淮南子集释·本经》，第603页。

[17]《汉书·刑法志第三》，第1089页。

[18]《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54～1255页。

[19]《淮南子集释·齐俗》，第814页。

[20]《商君书锥指·说民第五》，第36页。

[21]《商君书锥指·画策第十八》，第107页。

[22]《淮南子集释·览冥》，第498～499页。

[23]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页。

[24]《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388页。

[25]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适威》，中华书局，2009年，第528页。

[26]《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44页。

[27]《淮南子集释·精神》，第531页。

[28]《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62页。

[29]《淮南子集释·本经》，第600～601页。

[30]《淮南子集释·诠言》，第1013页。

[31]《淮南子集释·原道》，第29页。

[32]《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29页。

[33]《新语校注·无为第四》，第62页。

[34]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3页。

[35]《吕氏春秋集释·用民》，第523页。

[36]《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220页。

[37]《淮南子集释·修务》，第1330页。

[38]《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23页。

[39]《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47页。

[40]《淮南子集释·精神》，第552页。

[41]《淮南子集释·览冥》，第497页。

[42]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39页。

[43]《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49页。

[44]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经法·四度第五》，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05页。

[45]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二），第176页。

[46]《淮南子集释·原道》，第48页。

[47]同上，第61页。

[48]《淮南子集释·本经》，第580页。

[49]《淮南子集释·时则》，第424页。

[50]《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30页。(www.xing528.com)

[51]《淮南子集释·诠言》，第996页。

[52]《淮南子集释·原道》，第60～61页。

[53]《淮南子集释·说山》，第1124页。

[54]《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23～1424页。

[55]《淮南子集释·主术》，第702页。

[56]《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27页。

[57]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5～276页。

[58]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第270页。

[59]《商君书锥指·定分第二十六》，第144～145页。

[60]《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第238页。

[61]《淮南子集释·览冥》，第497页。

[62]《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28页。

[63]同上，第977页。

[64]《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62页。

[65]同上，第699页。

[66]《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21～922页。

[67]《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34页。

[68]同上，第627页。

[69]《淮南子集释·诠言》，第998页。

[70]《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37页。

[71]《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63页。

[72]《淮南子集释·原道》，第32页。

[73]《淮南子集释·俶真》，第108页。

[74]《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22页。

[75]《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65页。

[76]《淮南子集释·齐俗》，第777页。

[77]《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64页。

[78]同上，第668页。

[79]戴黍：《〈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第162页。

[80]《淮南子集释·齐俗》，第814页。

[81]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45页。

[82]《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55页。

[83]《淮南子集释·道应》，第894页。

[84]《汉书·五行志第七下之上》，第1472页。

[85]《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42～943页。

[86]《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90～1291页。

[87]《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65页。

[88]《吕氏春秋集释·察微》，第423页。

[89]《黄帝四经今注今译·经法·四度第五》，第103页。

[90]《淮南子集释·齐俗》，第826页。

[91]《淮南子集释·诠言》，第997页。

[92]《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44页。

[93]《淮南子集释·精神》，第519页。

[94]《史记·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第2031页。

[95]《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31页。

[96]《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22页。

[97]同上，第1426页。

[98]《淮南子集释·俶真》，第157页。

[99]葛荣晋：《中国实学文化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100]《淮南子集释·道应》，第851页。

[101]《淮南子集释·原道》，第73页。

[102]《吕氏春秋集释·审分》，第431页。

[103]《吕氏春秋集释·先己》，第70页。

[104]《吕氏春秋集释·古乐》，第115页。

[105]《淮南子集释·本经》，第585页。

[106]《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90页。

[107]《淮南子集释·齐俗》，第776页。

[108]《淮南子集释·本经》，第567页。

[109]《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01页。

[110]《淮南子集释·齐俗》，第774页。

[111]王葆玹：《黄老与老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4页。

[112]马庆州：《淮南子考论》，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