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乱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禁而诛不敢。民困于三责，则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故虽峭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何者？力不足也”[19]，在《淮南子》看来，秦王朝在政治上将法家“法胜民”[20]，“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21]之理念彻底地贯彻于实践，这种做法虽然能逞欲于一时，但最终必将破产，只能将民众越来越逼进“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的消极方向，起到适得其反的政治效果。
“乱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禁而诛不敢。民困于三责，则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故虽峭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何者？力不足也”[19]，在《淮南子》看来，秦王朝在政治上将法家“法胜民”[20]，“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21]之理念彻底地贯彻于实践，这种做法虽然能逞欲于一时，但最终必将破产，只能将民众越来越逼进“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的消极方向，起到适得其反的政治效果。由此，《淮南子》认为：“申、韩、商鞅之为治也，挬拔其根，芜弃其本”，其在政治上“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是犹抱薪而救火，凿窦而出水”[22]，这正是秦王朝的法治理念及实践之根本弊端所在。若是沿着如此方向发展，任何王朝的政治前途都可堪虞，更何况“是把极欲和重罚主义付诸实践并发展到极致”[23]的秦王朝，其覆灭是必然之结局。正因为如此，《淮南子》在思想上极力主张：“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认为：“法之生也，以辅仁义，今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力促统治者必须在政治“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而除暴乱之祸”。[24]显而易见，这些深刻的反思都是直接基于秦王朝的任法重罚的政治实践而言，既反映出一种深痛秦法之乱政残民的强烈情感，又体现出深思秦法之所弊的严肃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吕氏春秋》所言：“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25]的历史回应，在汉初“过秦”思潮中卓有见识。(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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