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家思想的借鉴与融会，这在《淮南子》中具有代表性，最能反映《淮南子》所具有的政治理性主义的理论精神。法家思想在汉初声名狼藉，随着秦王朝走向彻底的衰亡，法家思想在政治领域中开始面临着历史性的转折。如何看待法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在新的政治发展中给予怎样的转化与融合？这成为“承周之运，接秦之弊”[84]后汉初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共同课题。但实际上，法家思想已经从幕前退居幕后了，再也无法恢复往日那样在政治上的辉煌。黄老思想在汉初已然成为主流思潮，虽然“儒家和法家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对政治实践有着相当大的影响”[85]，但此时都处于前者的下风。儒家的历史境遇要远优于法家，因其“仁义”政治具有极强的政治合理性内涵，所以在思想领域里显示出仅次于黄老思想的政治影响。尽管法家思想今不如昔，但实际上却与黄老思想日益密切地相互融合，在扬长避短中以新的理论形式发挥现实的政治作用。这在《淮南子》中就有着突出的思想反映。
《淮南子》对法家思想的政治态度是复杂的，但又是理性的。说复杂，是因为法家思想在秦王朝的政治实践中曾被推向极端化，产生过十分消极的历史影响，以至于汉初士人一般都对其持批判的态度，怀有相当的政治恶感。虽然《淮南子》对法家思想及实践也是颇有微词，但并没有仅仅局限在对其缺陷与弊端的抨击中，而是采取了一种务实而理性的政治态度。因此，《淮南子》对法家思想是既批判，又融会的，这从“势”“法”“术”等核心思想被其予以思想的扬弃中就能有所认识。之所以如此，这是与《淮南子》试图通过汲取和融会多元的思想因素以构建政治发展模式的根本意图密切相关。
《淮南子》在思想上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86]，这从根本上看是为了究“天地之理”，接“人间之事”，乃至于备“帝王之道”。而所谓的“帝王之道”实际上就是为西汉王朝从理论上构建和提供一个能够促其长治久安的理想的政治发展模式。秦王朝被“刘氏夺之，若转闭锤”[87]的失败命运给予《淮南子》深刻的历史启示，成为后者进行政治反思的重要的参照物。由于法家思想曾在政治上被极力地实践过，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与教训，所以《淮南子》力图借助这一思想资源，以秦王朝为鉴，融合多元的思想因素来构建西汉王朝的政治发展之“道”。
与秦王朝的政治实践相反，《淮南子》为西汉王朝设想的政治发展模式具有“多元并存，理性融会”的思想内涵和混合型的理论特点。这种政治发展模式从“治道”与“治术”两个方面进行构建，前者表现为专制王朝存在与发展的内在实质，后者则表现为专制王朝赖以发展的具体措施和途径。法家思想在以上两个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思想地位与作用。
其一，基于对秦王朝政治教训的历史汲取，《淮南子》“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试图在“治道”上融合道、儒两家的思想因素，为西汉王朝提供合理性、正义性的政治基础。在法家思想的影响下，秦王朝在政治实践中任法滥刑，“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对普通民众进行徭役和兵役的严酷压迫，以至于“道路死人以沟量”，这种“残贼天下”的消极的政治状态致使秦王朝结怨于民众，严重丧失人心，加速走向灭亡。之所以会如此，根本上是因为法家“严而少恩”，对待民众缺少仁义之心，这决定其在政治上“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常用也”[88]。对于任何一个专制王朝而言，都必须深切地懂得“民者国之本也”和“治国有常，利民为本”[89]的道理。如果在政治上只会“挠于其下，侵渔其民，以适无穷之欲”，那么必然是“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智伯侵地而灭，商鞅支解，李斯车裂”[90]的悲惨结局。由此可见，法家思想在“治道”上对“尊君”是极端的强化，但对“重民”却是极为轻视，这导致其君、民关系的严重失衡与紧张，造成秦王朝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正义性丧失殆尽，进而从根本上破坏了秦王朝存在的政治、社会基础，为刘邦等人举起“以为百姓请命于皇天”[91]的政治旗帜创造了条件。
对法家思想在“治道”上的这种严重缺陷，《淮南子》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在思想上选择以道、儒思想作为其“治道”的理论内涵。与法家思想不同，道家在政治上主张：“达于道者，反于清静；究于物者，终于无为”[92]，认为：“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93]，这种思想落实到政治实践中，就是汉初统治者遵循与坚持的“清净无为”“与民休息”的政治发展，对民众而言，与在秦王朝时期相比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正所谓：“有道之世，以人与国；无道之世，以国与人”[94]。因此，《淮南子》将“圣人在位，怀道而不言，泽及万民”[95]看作理想的政治状态。《淮南子》的“治道”中，除道家思想的主体外，还注入了儒家“仁义”为本的思想。“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国无义，虽大必亡”，“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而除暴乱之祸”[96]，这里的儒家“仁义”成为《淮南子》“治道”的重要内涵之一。儒家与道家相比，在体现人文性的重民本、贵德治的政治思想上较有优势，更能满足一般社会民众的心理需求和政治愿望，因此尽管《淮南子》中有时也从道家的立场来批评儒家之“仁义”，但终究还是从政治现实着眼，认真给予相应的汲取和融会。总的看，不论是道家，抑或是儒家，都在“治道”上超越了法家思想，这是因为道、儒两家所具有的优势就在于较好地体现出专制君主政治应有的“民本”“重民”的思想倾向，而且在现实的政治发展中也能够保障民众基本的生存与发展之权，实现“圣人在上，则民乐其治；在下，则民慕其意”[97]的良好政治状态。应该说，《淮南子》的“治道”思想在兼容道、儒的基础上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充实，在政治上体现出显著的历史进步性，这既是对秦王朝前车之鉴的历史回应，也是对其“治道”之缺陷的重要弥补，进而为西汉王朝的良好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条件。(www.xing528.com)
其二，与在“治道”上被批判和否定相反，法家思想在“治术”上得到《淮南子》极大的认同和接受，同道家、儒家相比，法家思想在这一点上明显占有优势。秦王朝作为“法家的思想和行政技术的最高体现”[98]，在其短暂的政治发展中，就已显示出极为突出的行政运行能力，而这与其沿严格遵循法家之“治术”是分不开的。法家的“治术”以维护和实现专制君主的政治利益为核心，充分反映在“势”“法”“术”的政治功效上，这在《淮南子》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借鉴和汲取。
“势”是法家进行一切政治思考的根本前提，不论慎到，抑或韩非，都有相当深刻的思想认识。专制王朝的一切政治发展，归根结底，都是以君主根本利益的实现为最终目的，因此如何从政治上彻底地保证“势”的实现与稳定，这就成为法家和《淮南子》的思想交集之处。《淮南子》对“势”的认识与法家思想既相近，又相异。说相近，就在于《淮南子》也认为：“权势者，人主之车舆”，而且“人主处权势之要，而持爵禄之柄，审缓急之度，而适取予之节。是以天下尽力而不倦”[99]，这在政治上与法家思想是一致的；说相异，则在于《淮南子》有时从道家化的立场出发，也会对世俗之“势”进行批评，认为：“夫有天下者，岂必摄权持势，操杀生之柄，而以行其号令邪？”更何况“末世有势为万乘而日忧悲者”[100]，如此一来，君主之“势”在一定程度上又被贬低。这两种认识在形式上看似冲突，实际上在《淮南子》中并不矛盾，因为就《淮南子》而言，除去强烈的政治向往外，还存在着热切的神仙化的生命理想，所以经常在这两者之间彷徨与游移。但从现实政治着眼，《淮南子》对“势”的思考基本上认同于法家思想。
“法”与“术”作为专制君主的政治手段与工具，其有效性已在秦王朝的政治实践中被充分证明。虽然秦王朝因为“法”“术”的极端化滥用而覆灭，但作为“治术”而言，“法”“术”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绝对无法忽视和否定。《淮南子》对此有着深切的认识，所以力图转化与融会法家关于“法”“术”的思想与经验，从中找出适合西汉王朝发展需要的“致远之术”。和法家思想相较，《淮南子》对“法”的认识有较大的改变，这主要体现在其矫正秦王朝的严刑酷法之失的努力上，“根据自己的人性论与历史观为‘法’注入了新的理解”[101]，强调“法”应具有内在的合理性，认为“法生于义”，这样就避免了法家思想在法、刑实践上易于残民、虐民的严重弊端。《淮南子》对法家之“术”的认识变化不是很大，主要是接受和认同的。在传统政治思想史上，对君臣关系以及君主如何驭下之“术”的思考，法家当属首屈一指，这自然成为《淮南子》最为着重汲取和融会的思想内容。
总之，法家思想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资源，被《淮南子》以政治理性主义的精神所借鉴和融会，但这一过程是在对秦王朝政治实践的历史反思中实现的。虽然《淮南子》中存在着道、儒、法、阴阳等多元的思想因素，但法家思想及实践实际上成为《淮南子》在政治思考中最为重要的参照物。正是基于从“亡秦之失”中获得的历史启示，《淮南子》进而为西汉王朝构建出具有“多元并存，理性融会”的混合型政治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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