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与法家思想一样，对“法”在现实政治中具有的重要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法”是专制君主治理国家所必不可少的政治工具，“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48]，“亡国，非无君也，无法也”[49]，“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执下，释之而不用，是犹无辔衔而驰也，群君百姓，反弄其上”[50]。但是《淮南子》并不同意法家思想所显示出的任法以残民，滥刑以虐民的政治倾向。换言之，《淮南子》基本认同法家思想对“法”在政治实践中所发挥的工具性、有效性的积极作用，但却坚决反对将这种“工具性”推向影响政治良性发展的极端，出现本末倒置的情况。因此，《淮南子》认为：“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51]，“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而犹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52]，“法制礼义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53]。从儒家思想的立场而言，《淮南子》坚持“法生于义”，“法之生也，以辅仁义”的立法原则，反对“重法而弃义”[54]，“法与义相非”[55]，认为：“府吏守法，君子制义，法而无义，亦府吏也，不足以为政”。而且《淮南子》主张：“法虽在，必待圣而后治”，“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贤人也”。[56]从道家思想的立场而言，《淮南子》又坚持“法”必须在现实中“有道以统之”，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法虽少，足以化矣”的良好状态，否则必然会出现“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57]的消极结果。
基于以上的认识，同法家思想相比，《淮南子》在“法”应该如何对待普通民众的问题上显示出历史的进步性，这得益于其对秦王朝由于任法滥刑而速亡的政治教训的深刻反思，“乱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禁而诛不敢。民困于三责，则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故虽峭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何者？力不足也”。很显然，《淮南子》一反法家思想“严刑酷法”以治民的看法，认为民众之所以会不惜以身犯法，归根结底，还是由于统治者对刑法的滥用。应该说，《淮南子》能有这样的理性认识，这是对法家思想缺少对民众应有的人道关怀的历史积弊的理论矫正。由此，《淮南子》强调说：“夫饥寒并至，能不犯法干诛者，古今未闻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法弗能禁也”[58]，这就是认为法律能否真正地发挥实效是与专制君主能否促进社会、政治的稳定与发展密切相关的，而民众是否严格遵守法律的关键则在于他们所获得社会生活条件的实现情况。只有让民众正常地生产与生活，统治者才能像尧、舜、禹、汤一样做到“法籍殊类”，也才能真正“得民心”。
在对待“法“的变革和实施上，《淮南子》与法家思想十分相近，认为：“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夫能与化推移为人者，至贵在焉尔”[59]，“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法度制令，各因其宜”，“苟利于民，不必法古”[60]，“今世之法籍与时变，礼义与俗易”[61]。《淮南子》对“法”之变革所持的灵活态度，反映出其与法家思想一样都具有理性而务实的政治态度，对后者强烈的“苟可以強国，不法其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62]的政治精神由衷地认同和接受。在“法”的实施上，《淮南子》仍然继承了法家思想的认识，同样主张：“变法者，非无法也，有法者而不用，与无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63]的观点，把专制君主在政治上能否依法而行看作是以法治国的关键。因此，《淮南子》在政治上尤为反对君主随意改变已制定的法律，认为：“君数易法，国数易君”[64]。(www.xing528.com)
《淮南子》对“法”的认识与法家思想相较而言，在继承中有所改变。这主要是因为《淮南子》将道儒两家的思想引入对“法”的思考中，特别是对“法”本身应具有的政治的合理性、正当性的实质内涵有所发展，强调“法”应该以“仁义”为本，实现“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法宽刑缓，囹圄空虚，而天下一俗，莫怀奸心”[65]的理想状态。因此，《淮南子》之“法”的理论特点就在于将法家关于“法”的有效性思想和道儒两家关于“法”的合理性、正义性思想相互糅合，试图在政治上构建出一种新的“法”治模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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