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专制君主而言，“势”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权势者，人主之车舆；爵禄者，人臣之辔衔也。是故人主处权势之要，而持爵禄之柄，审缓急之度，而适取予之节。是以天下尽力而不倦”[36]，“权势者，人主之车舆也；大臣者，人主之驷马也”，“夫富贵者之于劳也，达事者之于察也，骄恣者之于恭也，势不及君”[37]。在这里，《淮南子》对君主应保有权势的认识与慎到、韩非一脉相承。慎到曾言：“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云罢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乘也。故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故无名而断者，权重也”。[38]在他看来，权势对于人君是首要的政治条件，得失之间的差别是根本性的。这在君臣关系上的体现最为显著，“君臣之间，犹权衡也。权左轻则右重，右重则左轻。轻重迭相橛，天地之理也”[39]，因此君臣之间政治差异的关键就在于“势”。与前者相比，韩非对“势”的认识更为深入。不仅认为：“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40]，“民者固服於势”，“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41]，“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42]，而且更加强调君主应当善以“法”为工具来维护和显露权势，“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43]，因此在政治上必须将“势”与“法”相结合。
《淮南子》对“势”的认识并未完全局限在法家思想之内，相反，还从道家的立场出发，对“势”有所新的诠释：“夫有天下者，岂必摄权持势，操杀生之柄，而以行其号令邪？吾所谓有天下者，非此谓也，自得而已”[44]，“所谓有天下者，非谓其履势位，受传籍，称尊号也，言运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45]。在这里，《淮南子》对专制君主所拥有的世俗之“势”采取批评的政治态度，这与其对“治身”与“治国”的道家化认识相关。《淮南子》将政治权势和君主自身的精神修养密切联系起来，认为：“因天下而为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于彼而在于我，不在于人而在于我身，身得则万物备矣！”[46]这种认识和法家思想仅仅把“势”同现实的政治权力相联系的看法迥然有异。由此可见，《淮南子》之“势”强调“治身”与“治国”的统一，而不是只重视后者。《淮南子》有时对“势”还表现出一些理想化的认识：“是故得道者，穷而不慑，达而不荣……是故不待势而尊，不待财而富，不待力而强”[47]。这里的“得道者”就不再等同于现实的君主，其拥有之“势”和后者也截然不同，并非建立政治权力之上，而是基于“修道”。因此，“得道者”虽然自有其“势”，但终究“不贪势名”，所追求的不是世俗的统治，而是“以随天地之所为”的生命境界。(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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