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道》到《淮南子》，历史对道与法思想的反思

《原道》作为《淮南子》一书的哲学纲要，对道、法思想进行了深度融会，而这种融会既是对先秦道、法思想的历史继承，也是对先秦道、法思想进行历史扬弃的结果。虽然《原道》的理论立场始终都定位在道家，但对法家思想在理论上十分重视，始终将其作为最重要的参照物来借鉴，因此道、法思想在《原道》中紧密地结合起来，共同成为阐发“道法自然，清静无为”政治理念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在《原道》中如若缺少了对法家思想的理论融会，其内在的思想体系就不再完善，所具有的理论力量也会大为减弱。由此可知，《原道》的理论特点就在于将不同的政治思想进行有效的、深度的融合，进而阐发自己独到的政治理念。这在《淮南子》中具有代表性，体现出全书具有“以道为主，多元融会”的理论特色，这既符合“国家走上统一，思想界亦要求调和融通，汇归一致”^[31]的时代趋势，也反映出《淮南子》在秦汉政治思想史上所具有的突出特点和历史贡献。

就《原道》而言，道、法思想存在着“以道为主、兼融法家”的理论关系，这对其阐发“道法自然，清静无为”的政治理念有着深刻影响。因为《原道》基于道家立场的思想主张，故在阐发中始终将法家思想作为理论的参照物，试图在反思和批判后者中证明自身的合理性与优越性，由此决定了道、法思想的内在关系必然会导致某种理论上的特定取向，从中能够折射出《原道》的精神实质。具体地看，这种理论取向即以道融法、尊道抑法。

首先，“以道融法”既反映出《原道》中道、法思想之间的特定关系，也体现出二者在《原道》思想中不同的理论作用与地位，这贯穿在《原道》的始终，成为其思想上的重要特点。《原道》坚持道家的基本立场，从对“道”的哲学思考着手，进而深入到人类社会的政治存在与发展之中，认为良好的社会状态应该是统治者“得道之柄，立于中央”后的结果，只有如此，才能实现“神与化游，以抚四方”，“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节四时而而调五行”^[32]的理想发展，因此《原道》对“太上之道”充满理论上的赞美之情，认为其“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33]。可见，“道”的存在对《原道》而言，具有核心的、主导的理论地位及作用，是其一切政治认识所凭恃的根本依据。在此基础上，法家思想在《原道》中被吸纳和融会于道家思想中，成为后者的重要的理论补充。《原道》反对法家思想的“有为”，从本质上说，是出于“道”的体悟，认为后者无法将自身的“有为”真正和天地自然之“道”相融合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强凭人力而任意妄为的严重弊端，故此必须在政治发展中予以批判和反对。但《原道》对法家所追求“有为”的政治目的，却并没有根本的敌视和否定的意图，相反，它也试图从适应与合乎“道”的立场出发，开拓出一条理想的“有为”之路。因而在《原道》中，道、法思想的理论关系深刻体现出内在渗透和交融的实质，即一方面是突出批判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又重在借鉴性的吸纳。

其次，“尊道抑法”是《原道》中道、法思想关系所内含的理论精神，充分体现出《原道》在主导思想上“崇道”的政治意识，也反映出《原道》对法家思想所持有的虽深刻批判，但“贬而不轻”的复杂的理论态度。《原道》显明地表现出《淮南子》内在的道家气息，作为后者的哲学纲要，在理论上充分展示出“重道、崇道”的理论取向，毫不掩饰其对道家思想的极度肯定与认同，由此在自身政治思想体系的构建中坚持根本的“尊道”原则。在《原道》而言，为政者只有顺应“道”的存在和发展，才能使国家实现良好的发展状态，即“执道要之柄，而游于无穷之地”，从根本上解决现实中的各种政治难题。因此，“尊道”对于统治者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唯有“达于道”时，政治发展方能“不以人易天”“外与物化”^[34]，顺应天道自然的内在规律，得到万物“莫敢与之争也”的根本保证。

出于这种认识，《原道》在理论上将“道”的重要性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使得其他任何思想都无法超越，这成为《原道》在政治思想上的理论支点。也就是说，凡任何动摇这一理论支点的行为，最终都必然使《原道》，甚至《淮南子》的理论体系受到致命的破坏。与《原道》的“尊道”态度有所不同的是，法家思想在《原道》中实际上处于被“贬”斥的状态。在《原道》看来，法家思想在政治实践上易于导致“腾踊肴乱”，追其根由，是因法家思想“以所持之小也”，是“释大道而任小数”的结果，故此统治者越是单纯地依恃暴力，越是难以稳定人心和巩固秩序，“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35]。如要力求避免“以汤沃沸，乱乃逾甚”的治国歧途，就必须“体道”而为，因为只有去“机械之心”，保全“神德”，统治者才能“逸而不穷”。

《原道》对法家思想的“贬”并不是简单的理论否定，相反还有着内在重视的积极一面，即在治国上“不轻视”法家思想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很明显，《原道》对法家思想的历史局限有着深刻认识，所以它的批判具有较深的理论力度，突出表现出力求避免法家之覆辙的政治意图。通过充分借鉴法家思想的历史教训，《原道》进一步完善了自身的理论构建，为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提供了极具指导意义的政治理念。因而《原道》对法家思想没有采取简单化的否定态度，并不轻视后者曾产生过的历史影响，也不抹杀后者对自身思想体系所具有的实际作用。从中可见，《原道》对法家思想的认识富含历史理性，这不同于其阐述道家思想时所显露出的神秘化倾向。要之，“尊道抑法”是《原道》的实质性的理论倾向，但也须看到，“尊道”与“抑法”存在既相关、又区别的理论关联，而这在认识中需要具体分析和对待。

最后，“以道融法、尊道抑法”作为《原道》精神实质，反映出《淮南子》对不同的政治思想进行深度融合的理论实践，这种实践在西汉中期的政治发展中具有深刻的历史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能体现当时政治思想发展所具有的综合性、过渡性的时代特点。《原道》试图通过坚持道家的理论立场来设计国家发展的现实路径，也试图通过融汇诸家思想于“道家”来实现政治思想上的更新，以此适应和满足西汉王朝的发展需求。这种理论实践继承了西汉初期以来“黄老”思想的基本思路，但力求在“多元会通”中实现进一步的创造发展，因此《原道》在思想上能体现出“以道融法”的理论内涵，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折射出西汉前中期的政治现实，试图随着现实的政治发展，探求道家治国理念的不断深化和完善，而非将其否定和抛弃。

通过《原道》的理论表达，道家政治思想得到比较充分的阐发，但法家思想也没有被轻视和忽略，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被“道家化”了。在此过程中，《原道》自然地体现出“尊道”与“抑法”的两面，实质上这也是二者之间“兼融与被兼融”的理论关系的深刻反映。《原道》对道、法思想关系的认识，是其所处时代的现实政治发展的理论反映，而《原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过渡性”的特点，则决定于西汉中期前后统治阶层的政治理念的转变趋势。从西汉初期的崇尚“黄老”到西汉中期的“独尊儒术”，王朝赖以存在的治国思想逐渐产生根本性的历史转向，向着由“道”入“儒”的趋向演进，而《淮南子》正处在这一历史过程之中。《淮南子》对多元思想融会而成的政治理念的深入阐发，在展现出道家思想的主导作用及影响的同时，也显示出其他思想对前者深刻的理论渗透和影响。多元化的思想在现实政治的需要中逐渐走向新的融合，这使《淮南子》能够比较顺应西汉政治思想演变的新趋势，在理论上表现出突出的综合性和过渡性。当政治思想的发展在多元融会中日益得到深化时，来自统治者的治国路径选择的现实促动，“崇道”最终被转变为“尊儒”，由此深刻影响王朝以后的历史发展。

由上所述，“以道为主，兼融法家”，《原道》这种道、法思想的理论结构既决定了道家思想所具有的主导优势，也决定了法家思想只能居于从属地位。通过对法家思想不断进行“道家化”的批判与反思，《原道》最终实现“以道融法”的根本目的，内在体现出深厚的汉代“黄老”的治国精神。《原道》在辩证思考中对道、法两家代表的政治思想进行深度融会，这种既批判、又融合的思想实践，充分表现出《淮南子》在秦汉时代条件下具有的广阔的包容性，如同“一个蓄水池，它接纳先秦的种种思想资源，并赋予它们一定的形式”^[36]，这也使《淮南子》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对先秦文化的总结”的“综合家著作”^[37]，为西汉中期以后治国理念走向更为深入的历史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注释】

[1]初稿发表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删减稿收入安徽省《淮南子》研究会主编：《〈淮南子〉研究》（第5卷），黄山书社，2012年。收入本书时标题及文字内容有修订。

[2]《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62页。

[3]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二），第164页。

[4]马庆州：《淮南子考论》，第107页。

[5]胡适：《淮南王书》，岳麓书社，2001年，第9页。

[6]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1页。

[7]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二），第176页。

[8]《淮南子集释·原道》，第3页。

[9]同上，第8页。

[10]同上，第11页。

[11]《淮南子集释·原道》，第30～31页。

[12]同上，第32页。

[13]同上，第48页。

[14]同上，第38页。(www.xing528.com)

[15]同上，第46页。

[16]同上，第49页。

[17]同上，第54页。

[18]同上，第61页。

[19]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3页。

[20]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二），第193页。

[21]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增补第三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22页。

[2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22页。

[23]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三十七章》（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203页。

[24]《淮南子集释·原道》，第48页。

[25]《淮南子集释·原道》，第48页。

[26]同上，第33页。

[27]同上，第42页。

[28]《淮南子集释·原道》，第49页。

[29]同上，第50页。

[30]《淮南子集释·原道》，第49页。

[31]钱穆：《中国思想史》，学生书局，1988年，第8页。

[32]《淮南子集释·原道》，第4～8页。

[33]同上，第9页。

[34]同上，第24页。

[35]《淮南子集释·原道》，第29页。

[36]陈静：《自由与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9页。

[37]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第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