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对法家思想的批判-道家化分析

《原道》从道家思想的根本立场出发，对法家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的汲取，“更采用了法家之长”，使其“在书中也占相当重要地位”^[20]，实现了道、法两种思想的并存与兼融。《原道》对法家思想的“道家化”批判主要体现在对“无为—有为”政治命题的辩证思考中，“道法自然，清净无为”的核心政治理念由此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阐发，而这在《淮南子》全书中具有纲领性的意义，深刻地影响到《淮南子》作为汉代新“道家”的精神实质。

《原道》对法家思想进行“道家化”的批判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其中折射出秦汉时期政治转型的历史性过程。秦灭六国后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新王朝，推动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但是秦王朝的君主专制政治最终迅速地走向衰亡。究其根源，体现在政治理念上，就是法家思想的极端功利化，这致使秦王朝的政治统治缺少内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无法有效地解决统一后的政治融合问题。

经过秦末农民大起义洗礼的西汉王朝，对秦亡的历史教训有着极为深刻的反思，特别是对曾经作为秦王朝统治理念的法家思想，进行了历史性的批判，试图从中探索出适合自身政治良性发展的新理念。因此，从西汉初期以来，陆贾、贾谊等人就对法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反思“亡秦”之弊。发展到中期，西汉王朝在政治上已经巩固，继黄老思想之后，在政治理念上开始酝酿新的变化，走向更具深度的多元融汇之路，而《淮南子》恰好就出现在这历史性转变的时期，是以《淮南子》很显明地反映出西汉前中期政治思想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势。对法家思想进行“道家化”批判，这自然地成为《淮南子》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在全书的各个部分都有所体现，《原道训》即是其中代表之一。但“批判法家思想”，并非如有学者所言削弱了“黄老思想内在的法家倾向，扭转了黄老作为治国思想的积极进取、刑德并用的本质”^[21]，实际地看，法家思想的理论作用和地位仍是非常重要的，只是与道家思想的相融更为复杂深入而已。

《原道》对法家思想的“道家化”批判以“无为—有为”的政治命题为核心。“无为”是道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而且“无为乃治术之大纲”^[22]，因此从老子提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23]的观点以来，道家就认为理想的政治发展应该是“无为而治”的。《原道》所说：“漠然无为而无不为，澹然无治而无不治”^[24]，乃至直接引用《老子》之言：“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这都反映出其对道家“无为”思想的深刻的历史继承。虽然《原道》所讲的“无为”从根本上没有脱离出先秦道家的藩篱，但却对“无为”所内涵的“有为”进行了独到的哲学诠释。《原道》从“道法自然”的观点出发，强调“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25]认为任何政治实践都必须“修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26]，只有如此，才能“体道”，才能“逸而不穷”。因此，《原道》对“有为”如何实现的认识，根本建立在对“无为”的哲学思辨的基础上，特别突出了“顺应自然”、“因”万物而为的观点。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原道》对法家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重新审视了法家思想的政治效用，明确了“道法自然，清静无为”的政治理念。具体而言，围绕“无为—有为”的政治命题，《原道》对法家思想的“道家化”批判主要体现为：(www.xing528.com)

首先，《原道》对法家思想所主张的“有为”政治进行了批判。它认为法家的政治实践虽竭力要实现“有为”，但其“任数”而治，“所持之小也”，不明“大道”，终归导致“劳而无功”的结局。法家强调实力政治，重视农、战，而《原道》认为：“革坚则兵利，城成则冲生，若以汤沃沸，乱乃逾甚”^[27]，因此法家在政治上所依恃的政治条件，在《原道》看来，难以根本解决现实的政治难题，无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所谓：“夫峭法刻诛者，非霸王之业也；箠策繁用者，非致远之术也”。

其次，《原道》对法家思想崇尚“权势”，主张“刚强”的霸道政治进行了批判。它认为法家的政治实践虽然以“争”为根本目的，实践霸道政治，但最终只会走向失败，“各以其所好，反自为祸”。《原道》主张“万物固以自然”，认为如要实现真正的“争”，长久的实际拥有，就必须善于“因之”，因为只有“欲刚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28]，才能达到“莫能与之争”的根本目的，“柔弱者生之干也，而坚强者死之徒也”^[29]。从中可见，《原道》对法家思想的实力政治有着清醒的认识，看到了其中的局限，所以在思想上主张“转化推移，得一之道”^[30]，在“不争”中实现“争”的目的。

最后，《原道》在批判法家思想的过程中，采取了积极借鉴的政治态度，而非简单化的否定，并且这种借鉴始终都体现出强烈的“道家化”意识。《原道》对法家思想所涉及的“法度”“数”“势”“争”和“时”等都有深刻的思考，坚持用“大道”和“因其自然”的观点来诠释，认为只有“执道要之柄”，“秉其要归之趣”，才能在政治实践中获得良好发展。由此，《原道》对法家任用“法度刑罚”的主张有所批评，认为这是统治者在政治上“外饰其末”的行为，难以达到“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的理想状态。反之，《原道》强调统治者唯有“内修其本”，“保其精神”，方可“漠然无为而无不为，澹然无治而无不治”，否则只会产生“有势为万乘而日忧悲”的政治恶果。

《原道》在反思和批判法家思想的利弊中，明确了对“无为—有为”政治命题的理论认识，进而阐发了“道法自然，清净无为”的核心观点，将其作为现实政治发展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因此，法家思想实际上成为《原道》阐发道家政治思想时最重要的参照物，而这在《原道》整篇中或显或隐地始终得到体现。在此种意义上，《原道》可被看作是道、法思想相互渗透、融合的理论产物。在《原道》中，法家思想所主张的“法”“数”“势”都经过了“道家化”意识的重新审视，都被用“大道”“自然”和“无为”的政治理念进行衡量，既使其中存在的局限性由此得到显露，同时又彰显出“道法自然，清净无为”的政治理念所具有的合理性和优越性。由此可见，《原道》在“以道为主，兼融法家”的思想构建中，实际上也凸显出“尊道抑法”的政治态度与取向，这清楚反映出《原道》中道、法思想之间存在着吸收与被吸收、兼融与被兼融的理论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