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与刘邦血亲关系的分析结果

对淮南王刘长与刘邦的血亲关系问题，王云度先生还从刘邦诸子性格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刘长非刘邦“亲子”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刘长的性格与刘邦其他儿子是“截然不同的”，远没有后者那么仁弱或懦弱^[18]。实际上，王先生的这种认识也很难成立，刘邦诸子性格的差异性是存在的，但如果以这种天性的不同来硬性证明刘长与刘邦的血亲关系的真实性，则是立论太确了，因为：

一则淮南王刘长有着刘邦与其母的性格因素。刘邦作为西汉王朝的开创者，戎马一生，其“不修文学”^[19]，身上的武人气质十分突出，所以能在秦末农民起义中形成以自己为首的军事集团，先后战胜多方势力，取得天下。刘长在性格上继承了刘邦的一些因素，所以也表现出鲜明的勇武化特点，“有材力，力能扛鼎”，“刚直而勇”。^[20]在刘邦诸子中，刘长对其父武人性格的继承事实上是最突出的，相反，惠帝刘盈的“为人仁弱”、文帝刘恒的“仁孝宽厚”，则没有很好地继承刘邦性格中偏武质的一面。刘长对其母赵美人的性格也是有所承袭的。赵氏虽为一介女流，无法在汉初的权力政治中掌控自己的命运，被赵王张敖作为礼物献给了高祖刘邦，但其性格却颇为刚烈，在告吏怀子却被刘邦冷落无视后，最终毅然选择子生而“自杀”，充分显示出宁折不弯的性格特点。淮南王刘长也如其母一样“为人刚”，在权力政治中一旦被“暴摧折之”^[21]，便易于选择自绝其生的惨烈结局。

二则即使是汉高祖刘邦，事实上同自己父亲、兄弟的性格也很不一样。刘邦的父亲“太公”，原本是秦末朴实的农业劳动者，在诸子中尤为不满于刘邦的所行所为，常以“不事家人生产作业”^[22]，又“好酒及色”^[23]的刘邦为“无赖”，认为刘邦“不如仲力”^[24]（刘仲为刘邦的二哥，刘邦大哥刘伯也是农业劳动者，早亡）。而且刘邦与其弟楚元王刘交的性格也很不相同，刘邦“不修文学”，常“嫚而侮人”^[25]，对儒者尤为如此，“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26]，而刘交则是“好书，多材艺”，少时就“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27]，甚至还曾“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28]，在汉初儒学发展中有所建树。可见刘邦的性格在刘氏父子中也属另类，既非朴实勤力的农业劳动者，也非好学习文的读书人。如果以王云度先生评判淮南王刘长与刘邦诸子的性格的标准来看，对刘邦是否为刘太公之子，我们似乎也应该持以怀疑的态度了。(www.xing528.com)

王先生还提出，淮南王刘长“愿意放弃封国当平民，去真定为母守墓，表明他心中只认生母，并不认是刘氏骨肉”^[29]。这种看法同样值得商榷。刘长“蚤失母”，人生十分不幸，幼小时候只能靠“常附吕后”为生，而吕后其人冷酷好权，是一位连其子惠帝刘盈去世都“泣不下”“哭不悲”^[30]的人物，完全可以想见，刘长幼少时期的成长实际上是严重缺乏母爱的。反过来，刘长自然对自己从未见过的母亲赵美人产生深刻的思念感怀之情，同时也对造成自己母亲悲惨遭遇的人产生由衷的痛恨仇视之情，形成刻骨铭心的“报母之仇”^[31]“先母后父”^[32]的内心情结。正是出于这种心理状态，刘长在成年之后，才会悍然谋刺辟阳侯审食其，“自袖铁椎椎辟阳侯，令从者魏敬刭之”^[33]，也才会对其父亲高祖刘邦心有埋怨，“不求守长陵，而求之真定”^[34]。客观来说，刘长在内心中并非不认为自己是刘邦亲子，否则也不会自以为和孝文帝“最亲”，甚至“常谓上‘大兄’”^[35]了，表现出显著的血脉亲情。只是由于其母惨死、自己幼孤的原因，所以对其父刘邦的感情十分淡漠疏远。在很大程度上，刘长并不是“只认生母”不认生父，而是只“亲”其母，不亲其父而已。

此外，王云度先生从《史记》《汉书》的文本出发，认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将《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得幸上有身”的记载改动为“得幸上有子”，这种由“身”而“子”的文字变化，意味着班固就已对刘长是否为刘邦亲子的怀疑，由此这也可成为“养子说”的证据之一。王先生这里的看法，完全是建立在他对淮南王刘长母亲“怀孕时间”的新判断上，因为已确信刘长非刘邦亲子，所以对《史记》《汉书》中的文字变化给予特殊的解读，使之合乎自己“养子说”的立论。但如前文所述，王先生对刘长母亲“怀孕时间“的判断并不坚实，而是存在较大的疑问，因此他对《史记》《汉书》中相关文字的解释，也就缺少说服力。事实上，《汉书》将《史记》中的“有身”改动为“有子”，只是一种更加明确化的文字表述，这种文字改动情况，在《汉书》沿袭《史记》的众多篇章中都有表现，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