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淮南王刘长母亲的怀孕时间重新考察后，王云度先生又进而从汉高祖刘邦的性格、态度及其政治行为方面论证其“养子说”。王先生认为，刘邦之所以将刘长视为“亲子”，是因为其“为人豁达大度、宽厚爱人”，并“怜悯厉王母”，“怜悯这一出世就失去母亲的孩子，这孩子毕竟是其女婿的骨血”，所以才会令“吕后母之”，而且又因汉初政治形势的需要，“出于大封同姓王的需要”[10]，刘邦最终选择将刘长当作“亲子”来对待，并规划其政治命运。
对汉高祖刘邦的性格，《史记》确曾有言：“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11]，但刘邦实为秦汉之际的枭雄人物之一，这只是其政治性格较好的一面。与此同时，刘邦在楚汉相争时期同样有过弃子舍父的不义行为，视自己的血脉亲人如无物。汉二年（前205年），刘邦在彭城大败后的逃亡中，为一己之存，曾将自己的亲生儿女再三抛弃：
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欲过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柰何弃之？”於是遂得脱。[12]
如果不是滕公的怜悯和坚持，恐怕日后的孝惠帝、鲁元公主早已丧生在自己父亲的手中了。刘邦不但狠于抛弃亲生儿女，而且同样狠于置自己的父亲于不顾：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祇益祸耳。”项王从之。[13](www.xing528.com)
项羽以刘邦的父亲对后者进行威胁，但刘邦毫不为意，表现得比项羽更加狠酷无耻，让后者的企图根本无法得逞。以刘邦这种自我利益至上的枭雄性格来看，如果刘长并不是其“亲子”，实在难以想象得到他会大度到以他人之子为己子的地步。在汉初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刘邦尽管有“大封同姓，以填万民之心”[14]的现实需要，但事情关涉自己血脉后裔的纯正问题，关涉西汉王朝的正统传承问题，恐怕绝不会出于一时情感的怜悯，犯了专制君主政治中的血统大忌，轻易将他人之子混同为己子的。
而且淮南王刘长母亲在狱中生出其子后“即自杀”，这种“恚”已非一般性情上的恼怒，而是强烈的“恨也”[15]，“恨怒也”[16]，情感中内含着怨、怒、恨的复杂的综合情绪。可见其自杀本身就是一种报复行为，而非简单意义的羞愧而死。是什么让淮南王母亲对贵为皇帝的刘邦有如此强烈的情感反应呢？而且相信自己的“自杀”可能会对刘邦产生一定的心理冲击？其中的原因必然只能是其毫无质疑自己所孕之子就是刘邦“亲子”。正因如此，所以淮南王刘长母亲才会决绝赴死。事实也如其所料。后来当“吏奉厉王诣上”时，“上悔”，不仅“令吕后母之”，并且“葬厉王母真定”[17]，对淮南王刘长及其母亲的后事都做出了妥善安排。如果赵王张敖和淮南王刘长母亲都对刘邦进行了不可告人的欺骗，如果刘邦自己心中无愧，那么就无法理解双方在事后所表现出的实际反应。以刘邦的冷狠性格，恐怕对赵王张敖、对淮南王刘长母亲，都会是另一种处理方式了。
由上可知，王先生从刘邦性格及汉初形势出发，对其“养子说”的论证，事实上也是难以确然无疑的。在某种程度上，王先生对刘邦政治性格的认识过于乐观化，对秦汉皇权政治中血统问题的严肃性又过于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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