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思想史论一、赵姬孕子时间再检视

王云度先生提出的“养子说”，其中最重要的根据就在于他对刘长母亲怀孕时间长短的质疑。王先生认为，从《汉书·高帝纪》的记载来看，刘邦是在“八年冬”从“东垣过赵”的，也就是“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十月”，在此期间接受了当时的赵王张敖贡献的赵美人。而赵相“贯高等谋反柏人事觉”是在高祖“九年十二月”。谋反事露后，赵美人受牵连，随同赵王张敖等人一起被捕下狱，后才告知狱吏自己早已怀有刘邦的后裔，不久便产下一子，即日后的淮南王刘长。王先生据此推断，认为“厉王母自八年十月‘得幸有身’，至九年十二月入狱后，方告知狱吏‘得幸上有身’”，以“汉初仍行秦代历法”为依据进行推算，淮南王刘长为其母所孕“共长达14个月”，因此王先生断言这种“超过妊娠期达4个月以上”的事情，“当属绝不可能之事”。^[6]也正是基于这种对怀孕时间的重新审视（以前未有学者对此关注和质疑），王先生明确提出自己的“淮南王刘长为刘邦养子说”的结论，并结合刘邦其人的性格以及汉初的政治形势等，给以进一步的申说。

这种对淮南王刘长身世的学术认识，从提出来后，虽然学者们肯定“其说足成一家之言”，但并未全然予以接受，而是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极重视皇权血统并设置专门机构来负责管理此事的秦汉时代，不论刘邦如何宽容大度、慈悲怜悯，让他把一个非刘氏血统的人认作自己的亲骨肉，恐怕于情于理都多有不合”。^[7]尽管有学者对王云度先生的“养子说”有所质疑，但从现有的学术成果来看，却没有从正面予以系统辩驳的有力回应。而从《史记》《汉书》的历史记载出发，客观来看，对淮南王刘长与刘邦的血亲关系问题，王先生的学术观点仍然存在较多的可商榷之处，尤其是王先生对“怀孕时间”的质疑，其立论根据并不十分坚实，因此作为最重要的依据，难以支撑其“养子说”的论断。

在《史记》中，关于高祖八年刘邦在赵国活动时间的记载比较含混笼统，只是将其经过并停留赵国的事件放置在“八年”的时间之内，而没有明确指出具体事件发生的具体月份。《汉书》对此的记载则要明确得多，指出刘邦是在“八年冬”，“东击韩信余寇于东垣”（此韩信为“韩王信”）后“还过赵”的，^[8]并在此期间得到赵王张敖奉献的赵美人，以供临幸。需指出的是，即便是《汉书》对这次事件发生时间的记载也还是不精确的，因为它仍然只能确定事件是发生在高祖八年“冬”而已。问题却就在于此。在《汉书·高帝纪》的汉王至汉帝的历年史事记录中，唯有这一年“冬”是后边不接续“十月”二字的，其他每年提到“冬”时，都必然会随后确定记录“十月”二字，正如王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汉初仍行秦代历法”，故“十月”作为每年起始时间的重要标识，对《汉书》这样的官修史书来说，是极为严肃的事情，是不会同其他月份一样等同对待的。《汉书》在《高帝纪》中，对“八年”只做出“冬”的历史记录，就说明它对此后所记录事件的发生时间，并没有十分的确定性，只是笼统而言。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冬”在《汉书》的记载中，作为时间标识，如果其后不明确接续“十月”二字，那就说明它事实上可能是包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个月份在内的，而不仅仅只是“十月”。若由此来审视淮南王刘长母亲的怀孕时间，就有可能得出不同于王先生的判断。(www.xing528.com)

对于汉高祖刘邦与赵王张敖所献赵美人在一起的相处时间，《史记》《汉书》均无法给出最为精确的时间范围，都只是指出一个相对的时间段，而《汉书》所记录的时间范围又要更为缩小些。《汉书》在高祖八年“冬”的时间内，提到刘邦在“十一月”时曾“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槥，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在“十二月”的时候“行自东垣至”（颜师古注曰：“至京师”），^[9]明确了这两件史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但唯独对“还过赵”事件没有给出“十月”的明确时间，只是将其系于“八年冬”之后，造成此事发生时间在两可之间的历史疑问。从上述八年冬十一月、十二月的史事记录中可知，刘邦十一月有可能仍在赵国停留，而十二月回到长安，也无法精确到具体某一天，是十二月初，抑或十二月末？这样一来，也就可以认为，刘邦在赵国停留的时间段有可能是“八年冬”的十月、十一月，甚至“十二月”中。而刘邦在赵国停留的时间越久，淮南王刘长母亲与其相处的时间也就会越长，相应的后者可能的受孕时间就不仅仅是“八年冬”的十月，同样有可能是十一月、十二月。这种受孕时间的可能，不论是在《史记》，或是《汉书》中，都无法精确地记载，只能笼统而言。但其中两个多月的时间差，确是存在较大的可能性。换言之，王先生硬性将淮南王母亲的受孕时间确定在“八年十月”来计算，这种认识存在很大的可商榷之处，证据并不坚实。在此基础上，王先生计算的14个月的受孕时间如果减少最大可能的3个月，那就是10个月左右，而这和一般的妊娠时间长度已然相近，在现实的女性生育中是合理的。

王先生对淮南王刘长母亲受孕时间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为关注刘长的身世来历，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王先生的这种时间推断，由于史料本身的局限，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很难成为确然无疑的可靠结论。而且结合《史记》《汉书》的史事记载，对王先生在14个月的受孕时间基础上展开的“淮南王刘长为刘邦养子说”的推论，也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相应的反驳，以此进一步确证其论断难以去除的疑问性。